为什么从东汉到三国的人物都是单名？
三国时期，曹操、曹丕、曹睿、曹芳、曹茂、曹桓都是单名。蜀汉政权，刘备，刘禅也是单名；孙权、孙亮、孙秀、孙鹤、孙浩都是单名。至于三国的知名人物，如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孙坚、孙策、周瑜、鲁肃、黄忠、马超、袁绍、袁术、吕布、、蒋干、夏侯春、黄盖、鲁迅、、张辽、孟。
孔融、陈琳、王灿、徐干、阮瑀、杨颖、柳甄、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单涛、向秀、阮咸、王戎、刘玲都是单名。偶尔会用两个字的名字，但很少。或者他们是隐士，如庞德公和邓。或者作为艺术家，比如东方安石；或者不改出生名，如刘盆子、郑潇；或者干脆就叫它一个字，比如黄和勾践伯。
东汉(25-220)和三国(220-265)持续了大约240年。如果加上三国统一的西晋(265-316)，这个时期大约需要300年。根据中国人名的历史，这300年是单名在中国流行的第一个高峰期。
为什么这个时期有那么多单名？对于这一现象，古今论者众说纷纭。
过去一般解释为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后的复古改革“使中国不可能有两个名字”。今天，马来西亚学者萧也采用这种说法，萧在《中国人名研究》中说:“最近读《汉书》了吗？《王莽传》，始知单名习俗，是王莽首创。原来芒种辅政实行的是两个名字的禁令。莽川说，两个名字的禁令在诏令中就有发现。莽又唤长孙，因自绘容貌，扮作天子，刻三铜印，与叔父合谋，企图继承祖父统一大业。改标题。这就意味着要去第二名，以示朝廷的恩宠，恢复第二名，以示羞辱。这样的打压、褒贬，对社会的影响会很大，至少造成人们对第二名的观念很低。所以王莽政权十几年就下台了，去二处的习惯保持了三百年。即使到了魏晋以后，单姓仍然多于第二名..
而王莽的政权在汉朝之间，只持续了很短的15年(9-23年)。王莽虽然打着“天命”的旗号，坚决复古改革制度，认为“秦以前，改名，所以禁止改名”，直接上书褒贬单名、复名。然而，王莽执政的时间毕竟短暂。即使是自上而下的“双名禁令”，在15年最多也只有一代人执行。15年后，王莽的新王朝崩溃，其禁令无法影响接下来300年的历史。因此，王莽的“二名禁”并不是东汉三国时期单名盛行的根本原因。
对此，清代凌阳藻曾在《邵丽辨》卷二十七中提出质疑:
“的《野客系列》说:‘后汉无名，或说是王莽所禁。’仆读《匈奴传》，肆无忌惮地打，使中国不可能有两个名字。因为使者一心一意，所以应该是一个字名。换句话说，不是空穴来风。仆说莽盗州郡柄，非时之事。
这一观点在卞看来是颇有见地的。正如任何文化都是传承的一样，姓名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也具有传承的特点。文化不是静止的，而是活的流体，是沟通人与人、老一代与下一代、群体与群体、社群与社群共存的社会活动过程。每一代人都需要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社会。并传递给下一代，使文化成为一种不间断的连续存在，每个社会、民族或群体都通过不断的传承形成文化传统，并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和创造新文化。
东汉三国西晋之所以盛行单名，是一种文化传承现象。
自周秦以来，中国人的姓名符号形式一直以单名为主，崇尚单名成为社会潜意识。周秦虽然提倡单名，但并没有禁止二，更没有嘲讽二。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提到了尧、舜、禹、夏、商、周的两位皇帝，这已经是证明。由于几千年的习俗，我们采用了单名。
所以，依我拙见，西汉以来三百余年单名的盛行，只是前朝命名传统的延续，并不像小所谓“单名之俗，始于王莽”。当然，我们这么说并不是完全否定王莽。
“禁二名”的作用。王莽颁布的《中国无两个名字》，对长期实行单名习俗的中国姓名制度起到了“雪上加霜”、“火上浇油”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其原本崇尚单名的社会潜意识。
同样，虽然证据不足，但《公羊传》中所谓的“二人不雅”和“二人受《春秋》嘲笑”，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环境中影响广泛(董仲舒就是研究公羊的人)，所以也会对提倡单名的社会潜意识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周、秦、西汉数千年崇尚单名的命名习俗，在东汉以后仍得到继承和进一步发展，而王莽的“二名禁”、“二名非礼”对社会潜意识的影响，造成了东汉以后三百多年单名盛行的社会风气。当然，这种观点是否符合历史现实，请看任。
那么，为什么汉晋之间的单名那么多呢？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方便避讳。禁忌始于西周，君主和长辈的名字不能直接写或说，必须通过其他方式避免。周朝起初只避死者姓名，《左传》？桓公六年云:“周人讳其名，终必讳之。”周用禁忌来侍奉神灵。死后，他的名字一定是禁忌。因为他只避讳死者的姓名，不避讳生者的姓名，需要避讳的字也不多，而姓名和事物的混淆也不是避讳造成的，所以二周时期的人物很多，比如周的名君、。
进入秦汉，尤其是汉朝，就很不一样了。为了巩固和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和皇权，维护皇帝的神圣地位，一旦登基就必须避免，不仅是死名，还有活名。比如秦始皇以治天下闻名，就把“正月”改为“端月”，或者读作“征月”。汉高祖成名国，改“州”
“郭”。东汉光武帝以秀闻名，将“秀”改为“毛”，将“秀才”改为“蔡瑁”。汉安帝的父亲姓青，“青”改为“贺”，于是姓青的都改成了贺。
到了汉晋时期，避讳制度越来越密，汉法已经规定避讳违法。汉元康二年(前64年)，宣帝给日本写了一封信:“今天，许多人写关于禁忌犯罪的书，我为他们感到非常遗憾。他们更忌讳问问题，所有的忌讳都是为了让前者原谅他们。”(韩曙？宣帝纪)金朝朝廷多次讨论避讳，使避讳制度更加复杂。东晋时，嫔妃是禁忌，列入禁忌名单，令天下禁忌。
自秦汉以来，禁忌制度越来越密，这必然会导致广泛的社会问题。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字需要避开，从上到下改变，导致人名、地名、官名、书名、年号等各种混乱。他们甚至修订古籍，如《春秋》为杨秋，《庄子》为晏子。
为了克服禁忌的弊端，减少禁忌语，汉晋皇帝采用了两种既定的命名方法:
一:大量使用单名(单名禁忌的字数比复名少一半)。按照皇帝的世系，西汉15皇帝只有两个复名；东汉13皇帝单名；曹魏五帝，蜀汉两帝，三国东吴四帝，都是单名。从晋武帝司马燕到晋武帝司马文德，15个皇帝中只有两个重名。据统计，从西汉到东晋(公元前206-420年)的626年间，54位皇帝中只有4位重名，约占总数的94%。这说明当时单名盛行。皇帝们都用单名，大大减少了禁忌语。东汉为什么要休息？
二是以一个鲜为人知的人物命名。东吴皇帝孙修，封四子，太子甄(殷万)，字尚()，次子敖()，三子糜(殷莽)，四子寇(殷居)。兀术？《孙秀传》引用了陆吾(孙秀的圣旨)。这个八字在世界上很少使用，以至于人们很难去犯罪和躲避。从西汉到东晋的54位皇帝中，用隐晦字或不太常用的字来命名的人很多，如:汉武帝刘、汉武帝、汉武帝(又名刘)等；东汉有刘坦、刘钊、刘缵、刘辩。三国有魏明帝曹睿(锐音)和归归相公曹茂(音发)；西晋有晋怀帝司马迟，晋武帝司马晔；东晋有晋元帝司马睿、金木帝司马丹(殷丹)、晋妃帝司马懿、晋简文帝司马懿(余音)。因为臣民对皇帝另有一套专门的称呼，如、帝、皇、商、晋商、帝、陛下、圣、圣人、大师等，皇帝的名字不像普通人那样常见，所以不能用晦涩难懂的词语来命名。
汉晋皇帝使用单名，以及隐晦字、不常用字，使其姓名避免了“不可说、禁忌”，既减少了禁忌语，又方便了禁忌。可以说“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孟子)现在其他的高官甚至学者，农业，工业，商业，为了在一个家族中自保。《后汉书》和《三国志》中的人名几乎都是单名。直到西晋“八王之乱”，中国进入大分裂、大动荡时期，全国共有19个国家，少数民族纷纷涌入中原，严重冲击了禁忌制度。禁忌既不是定制的，而是宽严相济的，给取名字带来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