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普通人报喜不报忧，报喜不报忧:战败、瘟疫、安全事故都拼命向上级或下级保密；天上出现了一朵祥云，地上出现了一朵灵芝。顿时，锣鼓喧天，铙钹齐鸣。借助电视网和报纸，瞬间传遍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换句话说，大家都报了喜讯，喜讯也发生了，而且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宋钦宗，不仅具备一个好消息爱好者的所有特征，比如坚守不报坏消息的底线，还预先假定了报喜不报忧的工作。也就是说，事情是喜是悲还没写出来。宋钦宗发布了好消息，但这里的工作还没有完成，那里的庆祝活动已经开始。

来自:8号报告厅，2010。作者:刘诚龙，原标题:《好消息但不是坏消息:宋钦宗成了浮夸工程中的囚徒》

曾国藩喜欢宣布丧事，而宋钦宗喜欢宣布喜讯。曾国藩的偏好有点奇怪。他喜欢为人们写挽歌。老朋友、老部下都还健在，他却写了挽联。有一年春节，我的老伙计唐鹏来拜访曾国藩。他看到曾国藩的书法和书法，认为是杰作。他伸着头颈看书，曾国藩却躲了起来，看着看着，躲了好久。唐鹏抢过来了。一看就是曾国藩写的挽联，很尴尬。从此，萧郎成了路人。

全世界只有曾国藩一个人喜欢报丧事。有很多人喜欢报道好消息而不是坏消息。它们不仅受欢迎，而且高度官方化。唐宗宋祖和秦煌汉武都是这样。为什么只说宋钦宗？没有他，盖恩·宋钦宗赢了。

普通人报喜不报忧，忧不报忧:他们不顾一切地从上层或下层保守秘密；天上出现了一朵祥云，地上出现了一朵灵芝。顿时，锣鼓喧天，铙钹齐鸣。借助电视网和报纸，瞬间传遍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换句话说，大家都报了喜讯，喜讯也发生了，而且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宋钦宗，不仅具备一个好消息爱好者的所有特征，比如坚守不报坏消息的底线，还预先假定了报喜不报忧的工作。也就是说，事情是喜是悲还没写出来。宋钦宗发布了好消息，但这里的工作还没有完成，那里的庆祝活动已经开始。

126年，靖康元年，金军包围了北宋都城汴京。宋钦宗做了汴州杭，在后院载歌载舞。当然，宋钦宗不会打一场没有准备的战争。目前，他已经做了大量的对敌准备:“开宝寺旁插了三面旗子，上面都写着‘宣布指挥胜利’。张雨绮还在封丘门口，车一到就活捉。人们蹲在路上，等待好消息。”战斗开始之前，总部的旗帜已经升起，封丘的大门上的舞台已经搭好，就等着宋钦宗参加俘虏仪式了。首都的人也是由各级政府及其在市、区、办事处和社区的机构组织起来的。接受胜利彩排，准备演出。总之，所有的准备工作都不是围绕着“靖康之耻”，而是围绕着“靖康容”这个主题。

但是，金军没有给大宋一点面子。宋钦宗和他的干部们精心准备的喜庆仪式被金军破坏了，大宋以为金军是在给自己幸福，其实是在给自己送葬:大宋被金军打得落花流水，抢金军营垒的七千人几乎全军覆没。

尽管如此，毕竟有好消息，就是8个8金军闯进汴京，没有理想，没有野心。他就随便抓个鸡，弄个鸭什么的，有了就转身。更有甚者，七千大军差点丢了爵位，却俘虏了一两个金军俘虏。所以，当有人让宋钦宗报喜不报忧时，宋钦宗怒目而视，说:“是啊，你怎么不报呢？”？我们不能输了战争就失去精神！宋钦宗虽不善胜，却敢胜:献俘仪式照常举行，庆功宴照常播出。

战争发生在1126二月1。这一天，宋钦宗是乐观的，这表现在术士楚天爵身上。

10个月后，8金军大概把抢来的鸡鸭都吃光了，嘴里的鸟语也淡了，于是再次出兵南下，再次包围汴京。与前一次不同，宋钦宗这次做了两项准备。一手是战备。据说他的军队里有一个叫郭靖的怪人。郭靖说他可以无敌。所谓六甲就是道家等等。郭靖说，只要用他的刘甲战术，就能所向披靡。最初，宋钦宗的团队也有张跃飞和其他角色，但宋钦宗不需要他们。他想用郭靖。郭靖是首都，大致相当于一个排长。宋钦宗的英雄不问出处，于是郭靖坐了直升机，从排长升为将军。郭将军只录用一个人，不管德、勤、政审、体检。只有一个，出生日期必须符合六年级。所以，一共选了7777人。有卖狗皮膏药的和尚道士，有色戒贪婪的贪污犯和劳改犯，有捡垃圾为生的犀利哥。他们都是女巫。

这是宋钦宗的第一手准备，即战争准备。不用说，另一只手是为胜利做准备。这次的胜利准备和上次没有太大区别。这也是一场打着胜利旗号的胜利仪式，但更完美:这一次，宋钦宗叮当作响，制造了几十辆囚车。你要囚车做什么？郭靖将军说，抓住金军的少将、中将、大将，这样才能卷进去。

126 165438+10月23日，这支由郭将军率领的魔军创造了一个神话:刚出汴京城，两军对峙，仅用一天时间，宋军就被金军击败。它几乎很快就失败了。一个国家的军队面临崩溃的威胁，这在历史上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到处都是北宋军队的尸体，只有那些做工精致的囚车巍然屹立。

现成的囚车就在那里，不能浪费。这就提醒了8金君:这次不仅要回去吃丰盛的食物，还要抓一些人质。

宋钦宗就这样被金军抓住，塞在自己的囚车里，几十辆囚车没有留下一辆空的，满载着宋钦宗三宫六院，开往马萧萧金军战俘营。宋钦宗为宣布这个好消息做了充分的准备。相应的，这个宣布噩耗的后果，很大程度上就是北宋的报账。

有人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日本的传统文化相比较，说差异很大。我们是欢乐的文化，而日本是羞耻的文化。我们的快乐文化始于何时？至少在战国开始之前，圣僧就告诫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估计唐朝也没有盛行。日本和唐朝，姐姐做鞋，姐姐也跟着做。日本从唐朝学到了一切。如果唐朝爱报喜不报忧，日本岂不是都知道了？我们的“优良传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觉得是大宋。北宋大政治家蔡京创造了一个名为“于大”的理论，这个理论来源于《易经》中的“王法”卦。别担心，日本人和中国人都适合。“冯，意义重大；恒，最完美的仪式。”“盛世”的意思是大宋能不能聚三五斗以上并不重要。他是否会花光所有国库举办庆典和文艺晚会，将决定国王是否统治国家。从蔡京开始，北宋就爱上了“好消息”这个词，说“支持繁荣，提倡奢靡，积累公私资金，扫除一切”。例如，宋钦宗在好消息上花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比未雨绸缪要多。他举国九指欢庆，一指备战。平时可以多打，战时也可以这样打。必须结束了。“繁荣”不是真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是这个道理。

唐朝残暴的官员赖君臣和周兴创造了一个成语叫“请入瓮中”。宋钦宗建造了自己的囚车，准备囚禁敌人，但最终却囚禁了自己。我觉得可以效仿请你上瓮，叫你“请坐牢”请上瓮，意思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把你关进监狱的意义:你只喜欢报喜不报忧，后果就是报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