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与上海学术研讨会暨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首发仪式”上，我在一群学者专家中偶遇了不是大会代表的石子正。他以前是机械工程师，但对历史很有研究，尤其是对上海“大柏树”这个地名的历史沿革。主持人破例让他发言五分钟。然而，人们是在最后五分钟被他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语气和方式所吸引。他站起来，手里拿着一个“霍”，挥舞着一本书...这是一位爱好和平的日本朋友送给我的。从中可以看出，上海的大巴寺是为了纪念一位日本少将而得名的。我也有大量证据证明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犯下的滔天罪行！”听了他的话，我立刻有了采访的冲动，于是第二天下午，我爬上了时嘉那暗暗狭窄的木楼梯。

▼他要肩负起用一块布还历史清白的责任。

我首先想读的是那天我给他的书。这本书叫《上海历史导游图集》(见题图)，日本大修馆书店6月出版，1999。该书有214页，包含32幅地图、说明、附表和索引。我问石子正是怎么得到这本书的，他给我讲了在虹口图书馆遇到一个日本人的故事。

石子正本是图书馆的常客。50年代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一直是一家汽车工具厂的机械工程师。但从80年代开始，他对历史产生了兴趣，于是在14年的业余时间里，他在图书馆看完了1903到1942的《老上海申报》，成为国内久负盛名的关炯(赵朴初)。

那天他一进图书馆，就听到有人在叫:“石老师来了，去问问石老师！”"原来是一个日本人在问，"富民医院在哪里？”石子正一听，脱口而出，“现在是第四人民医院。”日本人看着手里的地图册，频频点头。

石子正环顾四周，发现手里的地图集很不错，不仅准确地标注了地理位置，还用不同的颜色标明了不同时期的道路和单位名称。比如长乐路以前叫浦市路，淮海电影院以前是巴黎大剧院，现在第二教育学院以前是日本第七国民学校...史子正就在这本印刷精美的图集里。突然发现，我家附近的一所普通初中，还有一个平时不太理会的小布店，都被明码标价了。他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敏感地看了看这本地图集的价值，问译者:“价格是多少？”翻译说要两三百元。石子正又问:“是人民币还是日元？”这时，一直在翻看图集的日本人开口了:“不，不，我回去给你发一份。”师子正虽然很想要这本书，但也不抱太大希望，尽管他离钱山很远。没想到没多久，一封来自日本的邮件到了他手里。日本人果然信守承诺，送来了这本上海历史导游图集。

石子正爱不释手。他在看地图16上五角场那一页时，突然看到“大八”、“大八庙”、“大柏”三个字，分别是红、绿、黑三种颜色(黑是现在的地名，红是30年代日治时期的旧名，绿是解放前的名称)。但还是有人写到“八大寺是一个笼统的名称，没有日本侵华的痕迹”，然后对照眼前的这本地图集，他觉得很不舒服:地名在我的书上已经标注清楚好几天了，为什么有些同胞要否定史实？这不是给人把柄吗？

石子正坐不住了。他想成为中国公民，承担起历史清白的责任。

▼历经艰辛，无怨无悔，终于寻求历史的公正与清白。

在石家逼仄的住处，在那张独一无二的桌子上，石子正一张一张地向我翻着他搜集的关于“八大寺”地名的地图。面对这些翔实的资料，他如数家珍。

他熟练地翻到《上海历史导游图集》第121页，才发现上面有一个“大巴吉/大白树”的词条，说是甲午战争时，日军在这里设立“审讯站”，设置检查站封锁交通，并挂上了“大巴吉”的牌子。这个地方是以在第一次上海事变中牺牲的第九师联合师长林大坝命名的。此后，日本汉字“池”被居民读作“庙”，逐渐被“庙”字取代。日本战败后，人们习惯称此地为“大八庙”或“大八字”。1988被政府改名为“大柏树”。石子正气愤地说:“我承认侵略上海好几天了，可是有人要说‘八大寺’是中国地道的地名！这太不像话了！”

他告诉我，在1937之前的中国地图上，根本没有“大坝基”或者“大坝子”这样的地名。现在在“大白树”的位置上只有一个叫“薛佳当”的自然村。

他一边说着，一边翻出一张日本* * * *第二实地调查队于13年(即1938年)绘制的标有“军事机密”的日军作战地图。展开时，年过六旬的师子正忍不住跳了起来:“你看，这就是‘大八’。

石子正明确表示，“八大”或“八大”就是现在的大柏树，真的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花在了辛苦验证上。看着满头白发的石子正，我毫不怀疑他的真情流露在这一刻。

为了弄清“大八吉”这个地名是日军侵华留下的罪证，他走访了当地许多老居民。一些老人听到这里，都热泪盈眶地说:“以前这里没有路名，‘大巴寺’是日本人来了以后才开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人在这里犯下的罪行！”

师子正又一头扎进档案，找到了1948地方督学之子薛永康向市政府提交的参考建议:为请求废除江湾日式地名大巴，建议另行命名大白寺。《军事机密》地图是他第四次到市测绘院的收获。同时，为了使自己的研究更有说服力，他还研究了日伪时期以其他日本人命名的道路名称。

多亏了史子正的努力，“八大寺”的来龙去脉才通过筛子过滤，清晰真实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历史终于又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