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的替身和尚是谁？
包一生坎坷。他三岁丧父，十三岁丧母，和哥哥过着艰苦的生活。包稍大一点的时候，就有了弃俗出家的念头。他的哥哥没能留住他，只好让他出家。包信奉佛教黄教，身穿黄袍。拜师学艺后，他刻苦钻研佛经，主动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磨练心性。高僧们见他有灵根，便陪他走到北京的松竹寺进行进阶训练。包在松竹寺的学习精神一如既往，赢得了僧人的信服。在一次僧尼打官司中，包处理得当，显示了他独特的智慧，打赢了官司，从此确立了自己的声誉。经过艰苦的训练，他成为了松竹寺的“扎萨达克喇嘛”(主持和尚)。后来又恰逢光绪皇帝在北京各大名寺选拔替身和尚。包因其英俊的外表、佛教精神和周到的举止而荣幸地被选为替代和尚，生辰与皇帝同生。在皇家庆典和节日期间，包带领僧侣到紫禁城的殿举行诵经活动。
包文婷被尊称为“包喇嘛”。喇嘛是藏语，意思是大师或上师。除了享有经济特权，他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包文婷作为皇帝的代僧，不仅享有固定的“喇嘛钱粮”，还享有很高的“特殊恩宠”，地位不亚于蒙古王公。包在做代僧期间，广泛团结了蒙古族信教群众，并与一些蒙古族贵族有交往，成为京城各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包经济富裕，生活优裕。除了朝廷的供应保障，包还经常受到王公大臣、嫔妃的“特殊礼遇”。每次从祭祀活动回来，包喇嘛都会得到很多奖励。但难能可贵的是，出身贫寒的包在发展起来后，捐出自己积累的个人财富，资助家乡兴办学校和教育，造福家乡。
1898年，光绪皇帝为了救国救民，支持“维新变法”运动，在全国各地建立新式学堂。包文婷深有共鸣。作为皇帝的代僧，他主动响应这一新举措，决心为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包的家乡当时属热河管辖，地处偏僻，经济落后，文化教育不发达。包把攒了多年的4200两银子送到老家三角城子村，委托侄子包胜春当校长，包汝伦当副经理。他建了十多栋校舍，雇了几个老师，办起了两个班的小学。后来办学规模扩大了。包还把其余的办学经费作了安排，即让包家的子侄把自己的田地全部买下来储存粮食，自己办一个“粮库”。百姓缺粮时，实行“春借一千石，秋还十升”的规矩，扶贫者不收利粮。
后来包才知道，小学毕业的学生只能算是完成了“启蒙教育”，在周边地区无法深造，学过的知识很容易荒废。包感觉到了这一点，便捐了1200两银子兴办地方高等小学，继续聘请教师，购置教具和教材。小学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去高中学习，不用再考了。最有利的是，这所小学对所有学生免学费，不分贫富。因此受到周围群众的叫好，短时间内招收了200多名学生，大大提高了附近村民的文化水平。
包创办的二等小学，因为包家子侄经营有方，直到“九一八事变”才得以自给自足。日伪时期，伪政府接管了学校，使其由私立学校变为官营学校。
包的办学义举是众所周知的。不仅家乡的人感恩，住在北京的先生们也捐钱。比如，当时有个叫的黑龙江绥化人，听说包创办了易学网，就深受感动。他以前得到过包的帮助，现在又自告奋勇捐出120两银子，支持包在家乡办学校。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光绪皇帝亲自授予包“莫尔根纪”称号，即中文“智慧驱魔人”，并授予包家乡牌坊一座。慈禧太后也了解到了他办学的事迹，并为包题写了一面“仁爱慈善”的锦旗，后来镌刻在牌楼上。遗憾的是，当年修建的包功德牌坊在文革中被毁。慈禧太后的碑文被一分为二，牌楼的石柱、旗杆等构件被推倒在地。目前，这些牌楼的遗迹仍保存在当地，属于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慈禧太后珍贵的题词条幅背面，镌刻着包生平简介和办学事迹320余字。奏折的作者是崔国光。牌坊建的时候，他是金溪县的总局长(教育局长)。当时晋西刚刚建立治所，崔国光为这座牌坊写了奏章。崔国光后来担任泰安县县长。除了写笔记，崔国光还怀着崇敬之情为牌坊写了两副对联，分别刻在石旗杆和牌坊门柱上。其中，石旗杆上的对联是:刚正不阿，刚正不阿，忠义廉耻。但石牌坊柱子上的对联却有些白话的意境:丢掉文化和东西，全力投入学习，在家乡培养好孩子。争内外蒙之荣，搞空门护帝国，破僧界旧谜。
可以说，崔国光的话高度概括了包文婷一生的成就。几经周折，这座牌楼终于在1911年完工。牌坊立起来以后，包就不再是皇帝的和尚了。
原来，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同一天去世，包失去了熟人，他的出家身份也解除了。此后，鲍仍主持松竹寺。随着国家内忧外患的加重，他郁郁苍老，后来死于松竹寺。
由于史料的丢失，我们今天很难考证包的确切生卒年，这是地方志中的一个缺憾。据说包死后，灵柩从北京运回家乡安葬。当时两地相距近千里，而且京奉铁路已经通车。你为什么要把包喇嘛的灵柩运回他的家乡？原来，佛教中所有的喇嘛都把包视为“修成正果的佛”，认为他随皇帝而去，属于“随驾”。于是，他们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虔诚地将大师的灵柩运回家乡，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在去包灵柩的路上，每当他经过时，当地官员常常把它放在那里祭拜。事实上，包多年来积累的人格威望是他死后获得悲悯和荣誉的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