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河中下游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尸体多以四肢伸直的方式放入墓中,偶有四肢弯曲、弯腰的,后者可能是由于暴力致死。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除了直肢葬,也流行肢葬。仰韶文化墓葬中的尸体大多面朝西;大汶口文化墓葬中的尸体大多朝东。这些都说明不同的部落有不同的葬俗。
新石器时代的坟墓一般都很小很浅,只能容纳尸体。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些地区使用木棺作为埋葬工具。在大汶口文化后期,少数墓坑面积较大,坑壁用木头垒砌,上面盖着木头,形成木棺,可能是因为墓主人在社会上地位特殊。子女死后,一般葬在房屋附近或房屋地基下,用陶器作为埋葬工具,称为“瓮棺葬”。
陶器是墓葬中最常见的随葬品,其次是石器和骨器,偶尔会发现装饰品,有时还有谷物和牲畜。在一些墓地中,男性墓中有许多石斧、铁锹和刀,女性墓中有许多陶瓷或制成的纺车,这表明了男女在生产活动中的分工。由于地域和部落的不同,各地墓葬中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也不尽相同。但在同一个墓地,每个墓的随葬品数量和厚度往往差别不大,这说明原始社会氏族成员的经济地位是平等的。但后期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比如,在少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墓葬中,随葬的陶器多达100件,还有10多个猪头,说明墓主人的财富远远超过普通人。
商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迅速。以王上为首的奴隶主和贵族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国家。所以商代的墓葬制度有严格的阶级和等级之分,统治阶级的墓葬规模非常宏大。
安阳王上陵有“亚洲形墓”和“中国形墓”。亚洲形墓的墓室是一个巨大的方形或亚洲形的竖穴坑,两侧各有一个金字塔形的土墩。侯家庄最大的亚洲形墓,墓面积约330平方米,总面积1800平方米,深度超过15米。在山东宜都也发现了类似的坟墓,属于方国的王子或领导人。汉墓的墓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坑,南北两侧各有一个金字塔形的土墩。武官村最大的汉墓,面积近170平方米,总面积340平方米,深度7米多。除墓外,还有其他贵族的汉墓,但规模略小。在贵族的墓葬中,还有一种“A形墓”,只在墓的南面有一个金字塔,规模一般比汉墓小。商代墓葬绝大多数为长方形竖孔坑,无墓。形状虽相似,尺度却大相径庭。大贵族墓占地20多平方米,如安阳小屯发现的商丁配偶傅浩墓。普通小贵族的墓,面积往往不到10平方米。平民的墓更小,有的甚至不足2平方米。
商朝国王和各级贵族的坟墓都是木制的。亚洲形墓的墓室为亚洲形或平面方形。对于其他类型的坟墓,墓室平面是矩形的。收尸的葬具都是木棺,放在棺室中间。平民的坟墓,有的有棺材,有的没有棺材。放置身体的方式主要是后仰,四肢伸直。无论是贵族墓还是平民墓,都只有一个主人,还没有发现夫妻合葬的情况。商代各级王公贵族墓中的随葬品极其丰富和精美。包括各种青铜器、玉器、陶器、漆木器、骨角等。青铜器460多件,玉器750多件,骨角560多件,海贝近7000件(见彩图、三联图、偶图、玉龙图、玉凤图、玉鹰图、玉人图、玉龙和奇鸟图)由此可想而知,如果商代王陵墓没有被盗,其随葬品应该达到更为惊人的程度。
商代统治阶级墓葬的一个特点是大量人畜殉葬。在王上和大贵族的坟墓里,有几十个烈士,多达一两百人,包括墓主的侍从、宫女和嫔妃、警卫和各种杂工。还有一种完全是为了杀戮和殉难的“人祭”。烈士的安葬方式不一样,很多都是俯葬。马和狗是最常见的牺牲牲畜。各种墓葬底部中间都有一个长方形的小坑,正好在主人尸体腰部以下,所以叫“腰坑”,坑里埋着一个烈士或狗。即使是平民的墓葬中,也常有埋狗的腰坑(见商代人祭、人祭)。
安阳侯家庄一座亚洲形墓的墓上发现了大块砾石,应该是房子的基石。在安阳小屯傅浩墓和大寺孔村两座长方形墓上,发现了夯土建造的房屋和基石。可见房屋有时是建在地面上的,从皇家的陵墓到普通贵族的陵墓都有。它们可能是用来祭祀的,类似于后世所谓的“享堂”。
春秋时期西周的墓葬制度是从商代继承下来的。由于该墓尚未发现,不知当时是否有亚洲型墓。王公贵族的墓,有的是两个墓的汉形墓,有的是一个墓的“A形墓”。河南浚县新村魏国墓地是一座多汉字形墓,形制与商代相似。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种类型的墓葬,大部分墓葬只有长方形墓,没有墓道。它们的规模因墓主人的身份不同而差异很大。和商代一样,墓葬底部也有很多腰坑。
据记载,周朝的棺椁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即“皇帝的棺椁重七倍,诸侯重五倍,大夫重三倍,士再重”。考古发掘表明,一些大中型墓葬的墓室中有双棺,这表明记录普遍可靠。王公贵族墓中的随葬品仍以青铜礼器为主,但与商代相比,酒器较少,食器较多。在各种器物中,鼎和最为重要。按照周代的礼仪制度,皇帝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东周皇帝诸侯用九鼎,清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与丁连用,九鼎配八,七鼎配六,五鼎配四,三鼎配二。也有明确的规定。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河南单县上村岭郭墓地,有一些大中型贵族墓葬,分别葬有七、五、三、一鼎,墓葬规模也依次减小。其中“七鼎墓”已确认为郭王子墓。
和商朝一样,王公贵族的墓附近也常有“车马坑”,其规模取决于墓主人的身份。以上述郭墓地为例,郭王陵车马坑共葬车10辆、马20匹,两座“武定墓”车马坑共葬车5辆、马10匹。浚县侯炜墓车马坑共葬车12辆,马72匹。殉道在西周早期仍很普遍,中期以后略有减少。但直到春秋战国时期,部分墓葬仍采用人祭。
发掘证明西周时期有合葬制度,夫妻合葬在两个相邻的墓穴中,称为“异穴合葬”。西周中期在陕西宝鸡汝家庄发现的伯及其妻景姬墓,就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不同洞穴合葬的制度变得更加普遍。比如山西长治分水岭的晋朝墓地,所有大中型贵族的墓都是成双成对的,一男一女,无疑是夫妻。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中国进入铁器时代。春秋战国前后,中国开始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这种变化也体现在墓葬制度上。
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很多统治阶级的墓葬都是在地面上修建土墩。坟墓和土墩一般用夯土建造,有的呈方锥形,有的形状不清,现存最高的有十几米。建在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和河南辉县谷玮村魏国墓地地面上的“香堂”,应该算是继承了商代以来的旧制度。
战国时期的墓葬还保持着商周以来的形制,有些大墓甚至还保留了腰坑。一些君主和大贵族的陵墓,如平山中山王墓、辉县王维墓、邯郸赵贵族墓等,墓的两侧都有金字塔形的墓室,与商周、西周的墓室相似。有些君主的墓,比如安徽寿县的蔡侯墓,和很多贵族的墓一样,只有一个墓或者没有墓。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在山石中挖出,是罕见的特例,但无墓道,墓形不规则。王公贵族的墓,至今还流行车马。除了车马,中山王墓附近还有一个船坑,船就埋在里面。这时候的墓往往会在墓内堆积石块加固,并沉积木炭以遮挡湿气。辉县王维墓,墓内有大量沙子,用以防盗。在南楚地区,人们普遍用白色或灰色的粘土填充棺材,以确保身体和随葬品的不朽。棺材仍然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王公贵族的墓使用多具棺材。随州曾侯乙墓规模庞大,分为四部分。双木棺彩绘,十分精美。
由于生产和手工业的发展,贵族墓葬中的随葬品在品种、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当时漆器制作精美,在随葬品中的比重明显增加。然而,礼器和乐器仍然被统治阶级视为最重要的陪葬品。如曾侯乙墓中有一口编钟,共64口(见《彩编钟图(东周)》,还有一口编钟共32口,可见诸侯礼乐之盛况。青铜礼器中,“丁盛”一组9件;8件一组,正好符合墓主人的君主身份。下层贵族和上层庶民,墓中多以仿青铜礼器的陶制“礼器”陪葬。在各地发掘的大量战国小型墓葬中,随葬品很少,但有一批类似青铜的陶器,如鼎、豆、壶等。只有渭河流域的秦墓是个例外。墓中的陶器是坛、盒、罐、瓮等日常用品。,而不是礼器。这可能是由于秦受礼制影响较小,有自己的葬俗。
在关中和中原战国晚期的小型墓葬中,出现了带横孔的土洞墓,一个巨大的空心砖墓室也被用来代替木质墓室。这种横穴墓和空心砖墓在当时并不常见,但它们的出现意味着传统的墓葬制度从商周开始发生了变化。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一些墓葬中还存在殉葬现象,但总的来说,战国时期比商代、西周时期少见。用木俑和陶俑陪葬的习俗盛行,可视为人祭的替代品。自商周以来,墓主人的尸体多为直肢。战国时期,除南方的楚国外,黄河流域的秦、汉、魏、赵、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流行着屈肢葬。特别是在西方的秦国,很大比例的墓葬都是四肢弯曲埋葬,其中尸体侧卧,四肢蜷曲。这可能是受新石器时代以来黄河上游一种特殊葬俗的影响。
秦汉时期广泛使用横洞作为墓葬,用砖石建造墓葬,形制上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这是我国古代墓葬制度划时代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始于西汉中期,首先发生在黄河流域,然后蔓延到全国各地。在秦朝和西汉初期,贵族地主阶级仍然使用竖孔土坑墓,里面有木棺。在长江流域以及南北方的偏远地区,竖孔木墓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甚至东汉初年。秦、西汉竖孔木墓,棺制沿袭周代礼制,等级森严。有些汉墓也用所谓的“黄肠问题”
聚在一起。"
贵族墓葬中,河北满城汉墓和山东曲阜九龙山汉墓可视为西汉中期新兴的横穴墓的代表。它们是在悬崖上钻出的巨大洞穴,作为墓室,因此被称为“悬崖墓”,其形状和结构完全模仿房屋。在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一般的横穴墓为地下土穴墓,规模较小,结构简单,其主人属于下层地主阶级。这种土洞墓自汉代以来的各个时期都曾长期流行。汉代新的墓葬制度还表现在中原地区的“空心砖墓”上。仅在西汉时期流行,东汉时期基本消失。西汉中后期前后,中原和关中地区开始出现用小砖建造的墓葬,一般称为“砖室墓”。到东汉时期,砖墓迅速普及,成为全国各地最普遍的墓葬。贵族官僚的砖室墓规模大,结构复杂,布局模仿其衙门。许多墓葬还绘有彩色壁画(见《河南洛阳西汉墓彩图》、《河北王度墓:示官图》、《河北王度墓:示祥瑞图》、《内蒙古林洛尔墓:示宁城图(部分)》、《山东梁山墓:示车马图》、《辽宁辽阳墓:示车马图》)。西汉末年开始出现的石墓,东汉时在部分地区兴盛。墓内雕有画像,故称“石墓”。坟墓的结构和布局也是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子。一些石墓绘有彩色壁画。东汉时期,四川的砖室墓常嵌另一种砖,墙上有画像,称为“画像砖墓”。东汉及以后的四川各地都流行崖墓。
中国古代的棺材也叫埋葬用具。西汉中期以后的各种横穴墓,特别是东汉的砖室墓和石室墓,在墓葬本身起了作用,可称为“砖室”、“石室”,而墓中的随葬器具是无棺的。西汉早中期,夫妻合葬仍采取“分葬”的形式。西汉中期以后,制度有所改变,除陵墓外,一般夫妻合葬于同一墓。横穴墓为同墓共葬提供了方便。
与战国时期相比,汉墓中的随葬品青铜器少,漆器多。为了储存大量的食物和饮料,墓中往往有许多大型陶器。在西汉早中期,它主要是一种实用的陪葬工具。西汉中期以后,增加了各种陶器明器,有仓、炉、井、磨、亭等模型,也有猪、狗、鸡等偶像。到了东汉,明器的种类和数量更多了。这是中国古墓葬随葬品的一大变化。西汉中期的贵族墓葬中,仍有车马作为人祭,只是将车马葬于墓中,而不是在墓葬附近单独设置车马坑。西汉后期以后,真车马不再用于人祭,取而代之的是木制或陶瓷车马模型。在中国南方,也有随葬的木船或陶船模型(见彩铜壳(西汉)、漆盒、漆盘、漆盘、漆案、漆杯、釉陶壶、釉陶亭、彩陶壶、陶船等图片)。
在汉朝,殉道是违法的。所以在考古发掘中,除了少数例外,没有见过人祭。始于商朝的人殉残酷制度基本结束。在《身双》中,作为奴婢的木俑和陶俑被大量放置在统治阶级的墓葬中。
在地面上,统治阶级的坟墓一般都建有土墩。坟前常有祭祀用的祠堂。东汉时,流行在墓前修建石墓,并配以人和动物的石像;在墓地立石碑记录墓主人的死亡日期、家族血统和生平故事也很流行。
陕西临潼秦始皇陵是中国第1陵。墓地平面呈长方形,内外双壁。土堆在墓地的南面,平面呈方形。陵园北面有一个睡厅,开创了陵墓设置睡室的先例。西汉陵墓中,除了“因山而藏”的文帝巴陵部外,均有斗形重叠的方形土堆,位于墓园中央。墓园平面呈方形,四周有围墙,两边各有一个“司马门”,外面有一个双门。韩承袭秦制,在陵园设寝堂。汉代皇帝合葬,同托不同墓。侯伶就在陵墓旁边,规模比陵墓小。从惠帝统治时期在长陵修建原始寺庙开始,西汉所有的坟墓都在墓地附近修建了寺庙。东汉陵墓始于明帝的仙界陵。陵墓四周不再筑墙,取而代之的是“走马”,坟前还建了一座石庙用于祭祀。自仙界陵寝以来,陵园附近没有修建过寺庙(见秦汉墓)。
回答者补充2010-01-30 19:41魏晋南北朝的葬制一般继承自汉代。但汉末战乱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统治阶级重葬的作风不得不改变。
考古调查和发掘证明,自魏晋以来,规模宏大、雕刻精美的石墓已不多见。贵族官僚的墓一般是砖墓,有时也有石门。与汉墓相比,墓葬布局简化,面积缩小。然而,在陵墓的详细结构和设施方面有一些新的发展。比如洛阳西晋墓有角柱和斗拱,南京东晋墓有直窗。从汉末魏晋开始,墓葬中开始流行设置棺床。在长江流域的金墓葬中,有时会有灯龛和桌子。这些结构和设施都是用砖砌成的,这使得古墓更像现实生活中的客厅。在黄河流域,砖室墓很长,靠近墓的部分是地道。随着时间的推移,隧道逐渐变长。北魏时,有的墓葬在坑道顶部开天井,直通地面。北朝晚期,有的墓有长达20米的地道,还有三四个天井。这是对现实生活中的房子的模仿。天井越多,门越多,房屋越深,院子越重。魏晋时期,辽东、河西等偏远地区的大家族大多沿袭汉代旧制,以砖石结构建造墓葬,并在墓壁和砖面上作画,题材与汉墓壁画相似。在中原地区,墓葬中很少画壁画;但是到了北魏,壁画又开始流行了。在长江流域的东晋南朝时期,流行用印有肖像的砖来装饰墓壁。
这一时期的随葬品主要是杯、盘、碗、壶、果盒等餐具等陶瓷,以及烟灶、痰盂、老虎等生活用品。它的形状往往因地区而异,有些物体只在南方有,在北方没有。总体来说,瓷器数量猛增,尤其是长江流域。汉代流行的仓廪、灶、井、磨等陶器模型,以及家禽家畜的陶制神像,仍在继续使用,但往往体积较小,制作粗糙。贵族官僚墓葬中的主要随葬品是各种陶俑。从晋代到南北朝,时代越往后,俑的种类和数量越多。起初有少数男女侍者和武士,从五胡十六国时期开始,有大量骑兵、步兵、文臣、禁军、号兵。除了屋内的奴婢,大部分都是墓主人出行时的仪仗队。它们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反映了当时各地统治者都有私人武装音乐。北魏前期大同司马金龙墓和北魏后期洛阳袁洼墓中有数百件礼器俑。北魏后期,墓门两侧,常有一对特别高大的守门人物。在南方,除了陶俑,还有瓷俑,但随葬的习俗没有北方那么兴盛。从汉末到魏晋,统治阶级经常乘坐牛车,这种情况长期不变。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陶牛车模型经常被埋在贵族官僚的坟墓里。上述由各种陶俑组成的礼仪队伍以牛车为中心。陶制“镇墓兽”的埋葬始于西晋。西晋墓葬中往往只有一种墓兽,四足直立。北魏墓葬中的镇墓动物成对摆放在墓门两侧,呈卧姿状。北魏晚期,墓室里的两只墓兽,一只兽脸,一只人脸,正蹲着。长江流域的东晋南朝墓葬和镇墓大多保持了西晋的形制,缺乏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墓志铭建在墓中。金代墓志多为长方形,或石或砖,而洛阳较早发现的西晋墓志为平板状,可见是由墓碑演变而来。直到北魏后期,方盖石墓志才开始流行。从此到隋唐,就定制了。山西大同北魏文明太后冯房山永墓、孝文帝万年殿为北魏墓葬。墓室分为前后两个房间,显示了陵墓相对于一般贵族墓单间的特殊规模。永固陵墓前的石厅,应该是继承了东汉的陵寝制度。南朝的墓葬在江苏省的南京和丹阳。陵前有一条长长的神道,两旁有石兽、石柱、石碑。墓葬均为单间,并有“竹林七贤”和“白虎”“狮子”等大型画像,用模压画像砖(见南京地区模压画像砖墓葬)。与北朝墓葬中流行的应用彩色壁画的风格相比,在墓葬装饰方面表现出了南朝墓葬的特点。
隋唐五代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地区,墓葬制度自北魏开始,隋朝以后,至于盛唐,一脉相承。当时贵族官僚的墓都是采用倾斜式墓,包括一条顶部有天井、两面墙壁都有壁龛的长隧道。懿德太子墓有7个天井和8个龛位,张淮太子墓有4个天井和6个龛位,第三纪刑太常伯李爽墓有3个天井和2个龛位。天井和壁龛的数量与墓主人的官方称谓基本一致。隋代流行土洞,高级官僚的坟墓也不例外。进入唐代后,多采用砖室,土洞墓已降为低级官员或平民。普通官僚,他们的墓都是单间。除了正房,两个等级以上的高官,有时也会有一个简单的前厅。李仁之墓、张淮王子之墓、义德王子之墓和永泰公主之墓,都有两个房间。从初唐到盛唐,壁画在贵族和官僚的墓中很流行。一般墓前两壁绘有龙和白虎,墓顶绘有日月星辰。其他的还有鞍马、骆驼、牛车、戟、徒步骑手、官员、男女侍者、乐师和舞蹈演员等。,画在墓的相应部位,其内容和规格因墓主人身份不同而异。
随葬品主要是陶俑。大约从武周时期开始,陶俑开始更多地应用三彩釉。陶俑可以分为两类:出行时的护卫行列和家中的仆役、侍者。前者从隋代到初唐武装俑较多,后逐渐减少;武周时期出现了高大的马俑和骆驼俑。后者从初唐到盛唐一直在增加,乐舞俑和流浪俑都属于这一类。受佛教影响,一对守护墓门的武士俑在盛唐时期演变为天王俑,其特点是蹲兽或伏鬼。镇墓兽继承了北魏后期以来的形态,一个是人面,一个是兽面,并在武周时期进一步演变成头上有角、肩上有翅或手中有蛇的怪兽。出现于隋代的十二时辰人兽首俑,在开元、天宝时期更为流行。陶俑的数量因墓主人的身份不同而不同;懿德太子墓的陶俑总数多达1000件。唐代更常用的是有盖石的方形墓志铭。墓志的大小是根据主人的身份分等级的。如三级官员的墓志铭多为72 cm见方左右,杨思旭、张淮王子、王勇礼贤、王乘礼仁等一级官员的墓志铭均为88 cm见方,永泰公主的墓志铭最大,为114 cm见方。一德太子和天子一样,用玉书代替墓志铭。
安史之乱后,唐代墓葬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墓葬结构简化,短而窄的轴型金字塔形金字塔形金字塔形金字塔形金字塔形金字塔形金字塔形金字塔形金字塔形金字塔形金字塔形金字塔形金字塔形金字塔形金字塔形金字塔形金字塔形金字塔形金字塔形金字塔形金字塔形金字塔形的金字塔形土墩已经消失。陵墓的规模已经缩小,壁画非常罕见。陶俑数量减少,草图制作。天王俑和镇墓兽越来越简化,有些墓已经不用了。只有十二点钟的小雕像仍然受欢迎。
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有两种唐代墓葬,即竖穴坑墓和砖室墓,形制简单,规模很小。砖室墓多为长方形,有的两室并排,夫妻各葬一室。广东韶关张九龄墓,主室方形,四壁彩绘,前廊两侧各有两耳室,规模较大,形制与我国北方砖墓相似。一般来说,我国南方唐代墓葬随葬品多为陶瓷器皿,陶俑很少。
除了少数唐代的墓葬,大部分都是依山而建。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在甘陵,以梁山主峰为中心,修建了一座平面略呈方形的内城,两侧各有一门,门外有石狮、马匹和人物。南面的朱雀门是正门,入口是祭堂。从远南第一门阙到内城朱雀门,神道长3公里,两侧有瑞鸟、瑞兽、瑞马、武将、文臣和外国领导人的石像,还有一座“圣录”碑和一座“无字碑”。甘陵的宏大规模,充分显示了唐朝鼎盛时期的国力之大(见唐陵)。
五代以前,蜀王鉴的永陵在四川成都,南唐的秦陵李和李靖的顺陵都在江苏南京发掘(见前蜀墓和南唐第二陵)。地下玄宫分为前、中、后三室,各室两侧有许多壁龛或耳室,可能是承袭了唐陵的制度。唐陵地下弓玄虽未发掘,但从各方面推断,也应该有前、中、后三室。
从宋代到明代,中原和北方地区最具特色的北宋墓是仿木结构的砖墓。北宋初年,墓中仿木结构还很简陋。直到北宋中期才达到成熟水平,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砖墓。此后,墓室平面从方形或圆形演变为等边多边形,仿木结构从简单的“一斗三升”演变为五铺重棺,从直窗演变为雕花格门。一般为单室墓,后期较大的墓葬分为两室。墓室多以壁画或雕花砖装饰,主要表现墓主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墓主夫妇举行“闫芳”的场面(见河南蔚县白沙宋墓壁画彩图:宴图为图),有时还有孝子故事图。北宋后期的一些墓葬中,也有杂剧雕砖。在墓室的后墙上,经常有“女门”的雕砖。随葬品很少,可能是因为各种器物都已经在壁画和雕花砖上充分彩绘雕刻。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宋代墓葬与同一地区的唐代墓葬相似。除竖穴土坑墓外,主要是简单的长方形砖墓,往往是两个房间并列,夫妻合葬一室。除了陶瓷,还有相当多的随葬品,比如漆器和铜镜,偶尔还有银器。在江西、福建等地的宋墓中,随葬有陶俑,包括十二时辰俑和神兵俑。除了砖墓,石墓在四川的宋墓中也很流行。后者多以主人夫妇“开香宴”为主题雕刻,有的则是孝子故事。
北宋帝陵位于河南省珙县,选址严格按照风水学说的要求。墓葬形制相同,均以土筑墓为中心,四周有围墙围成方形墓,墓前有纪念馆。四面有神门,门前有石狮。在最南边,有两座土楼,分别叫鹊台和乳台。从胸台到南神门,神道两侧依次排列着大象、马、老虎、羊、大使、文官、武士等石像。陵后有背陵,与汉陵相似,但在唐代以来的陵墓中独树一帜(见《公县宋陵》)。南宋的陵墓在浙江绍兴附近。因为是正葬,所以建造起来比较简单,被称为“救宫”。虽然大体沿袭了北宋的陵寝制度,但没有胸台、象、墓和四门。献殿后,将被制成一座神秘的宫殿,尸体被放置在一个紧密坚固的“隐石”中。
分布在华北、内蒙、东北的辽墓,具有契丹族的特点。除了方形墓,圆形墓也很受欢迎。一般是单间墓,但地位较高的贵族墓也有前后两室。赤峰廖序马墓和北京齐王赵德军墓,有前、中、后三室,耳室较多,呈现“多室”的特点。墓内有时有简单的仿木结构,并绘有彩色的画。除了木棺,石棺在墓葬用具中也很受欢迎。有的墓葬绘有毡帐,石棺放牧,反映了契丹人的游牧生活。辽代晚期,开始出现八边形或六边形平面的墓葬。这一时期更多的是受到北宋墓葬的影响。特别是在汉人的墓葬中,有的在仿木结构的砖室中用砖雕桌椅装饰,有的则在壁画中绘制“闫芳”和孝道故事,与北宋墓葬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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