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找什么的矛盾。
在正确处理找什么的矛盾时，首先要正确处理矿与非矿的矛盾。任何一种矿物之所以有用，都是因为其中所含的有用元素或其物理性质符合当时技术经济条件的一定要求。符合这个标准的叫矿，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叫表外矿或非矿。因此，矿石是一个地质、技术、经济的三维动态概念，是在目前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可以利用的所有矿石、矿体和矿床的总称。
矿化与非矿化是找矿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矿物与非矿物的关系是辩证的、对立统一的。矿物和非矿物之所以对立，首先是因为它们之间有质的区别，一个是矿物，一个不是；其次，从两者的使用价值来看，矿产可以开发利用，非矿产不能开发利用。矿物和非矿物是统一的，它们的统一性在于矿物和非矿物在一个矿床中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哪里有地雷，哪里就有非地雷；在非矿物存在的地方，它们也可能含有矿物。矿与非矿的辩证关系还表现在可以相互转化的关系上。矿物和非矿物的区别表现为数量的不同。比如铜矿，现在的铜矿石工业品位是0.5%，也就是铜含量达到0.5%的时候，就可以称之为矿，可以开采了。当铜含量低于0.5%时，就不能称之为矿，不能开采利用，没有工业价值。可见铜含量的不同可以表现出质的区别。矿石含铜量从0.1%上升到0.5%，由量变到质变，非矿变成矿。一方面，矿石与非矿石的界限受采矿技术条件的影响。比如有些矿床，从矿石本身的质量和数量上来说，已经达到了“矿”的标准，但由于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条件、交通条件等原因，无法开采，所以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可开采矿山。另一方面，矿与非矿的界限随着科技的进步而变化，使得非矿成为矿。一个典型的变非矿为矿的例子是，用堆浸的方法可以提取低品位的含金岩石金，回收率在90%以上，使原本属于非矿的含金岩石矿转变为金矿石。
由于矿物与非矿物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在矿产勘查中要注意区分矿物与非矿物的质的区别；第二，要注意矿与非矿。我有你，你有我；第三，要注意矿物与非矿物之间的转化条件，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促进非矿物向矿物转化。
第二，正确处理找大矿和找小矿的矛盾。
大矿和小矿是一对找矿哲学范畴。两者的关系也是辩证的，对立统一的，也是可以转化的。大矿和小矿经常一起出现。找小矿也有可能找到大矿。有些矿床起初规模很小，但通过矿产勘探，它们可能会成为大矿。然而，也有相反的情况。有些看起来像大矿的矿，经过工作证明是中小矿。
地质工作者的光荣使命是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所需的矿产资源和地质资料。发现的矿越大，对国家的贡献就越大。所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排头兵，肩负着找矿的重任，当然希望为国家找到更多的大矿。这种情绪应该得到肯定和鼓励。希望地矿部门多找几个大矿，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存款的规模有多大呢？是大矿、中矿还是小矿？其他地区也有大矿。这一带有大型矿井吗？这一切都是客观地质条件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个不会变小的大矿，更别说跑了。只要思维方法正确，技术方法得当，工作水平到家，就能发现它，认识它，发现它，开发它，使之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另一方面，如果本来就是一个小矿，就算花再多的功夫和时间，也不可能变成大矿。
地质学家会注意设法在各处寻找大型矿井，尤其是在偏远地区。首先，因为大矿对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据有关资料显示，全球1.232个非煤固体矿产矿山的产量(产量超过1.5万吨)占全球同类矿产矿山总产量的90%。另据报道，全球陆地上有45个超巨型矿床和80个巨型矿床，拥有世界相当一部分矿源。根据加拿大学者P·拉兹米卡的研究和解释，巨型矿床是指具有一定吨位富集指数(矿床的经济吨位/地壳中金属的平均含量ppm)的金属地球化学异常堆积。吨位富集指数大于1011的为巨型矿床，吨位富集指数大于1012的为超巨型矿床。同时，大型矿山往往对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改变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资源格局具有决定性作用。例如，由于白云鄂博大型铁矿的发现和勘探成功，一座新的钢铁城——包头市很快就在内蒙古的草原上建成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可见大矿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世界各国地质学家都把寻找超大型和巨型矿床作为世界未来找矿工作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方向之一。问题是，在寻找大型矿山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对中小型矿山进行必要的矿产勘查工作。一方面，并不是每一个大矿在其勘探工作的初期都能被人们所认识，但往往是通过反复的工作，甚至几次之后，才逐渐暴露出全貌。如果我们只想在头脑中寻找大矿，而不去关注小矿，很有可能会耽误一些大矿的发现，甚至错过一些大矿。
所以要重视小矿，也因为小矿在世界上总是占大多数。虽然一个小矿储量很少，但是几个小矿加起来就相当于甚至超过一个大矿。
小矿还有一个需要重视的原因，就是小矿消耗勘探费用和基建投资少，建设周期短，见效快。这就是为什么在同一地区、同一矿种的情况下，一些中小型矿山得到了及时的开发利用，而一些大型矿山由于投资等建设条件的限制，没有得到开发利用。目前国家财政还很困难。同时，我们决心集中一部分资金，重点建设一批大中型重点项目。同时，依法勘探开发一些中小型矿床，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有利于加快经济建设的发展，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另外，从我国国情出发，农村劳动力多，发展一些小矿会促进各方积极性，增加就业，增加社会财富，改善产业布局，促进农村繁荣，缩小城乡差距，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当然，必须采取措施改变各地小矿开采浪费资源的现状。对小矿开采，要加强管理和技术指导，做到统一规划，依法办矿，科学开采，安全生产。要注意保护资源，不要浪费宝贵的国家资源。
第三，正确处理找富矿和找贫矿的矛盾。
富矿和贫矿也是找矿哲学的一对范畴。富矿和贫矿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由于使用价值和经济效益的巨大差异，富矿和贫矿是对立的。但是，它们是相互依存的，往往共存于一个统一的矿床中。也就是说，富矿物质往往含有贫矿物质，贫矿物质也可能含有富矿物质，这是两者的统一。
另外，由于富矿和贫矿的界限是人为因素决定的，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个界限是可以移动的，即相对贫矿可以转化为富矿。
还有，由于不同地区资源条件和经济技术条件的差异，在这个地区叫富矿，在另一个地区不叫富矿。比如含铁50%的铁矿石，在中国可以称为富矿，目前在澳大利亚、巴西、印度都不叫富矿。
从实际出发确定找矿方针，要正确处理找富矿和找贫矿的关系。在优先寻找富矿的同时，也要注意寻找易采、易选、运输方便、规模大的贫矿。
4.正确处理找裸露矿和找隐伏矿的关系。
地壳中可供开发利用的矿藏有两种空间分布。一种是它们直接出露地表，或部分出露地表，或地表有明显的直接找矿标志，称为露矿或露头矿；一种是埋藏在地表以下很深，肉眼无法观察到地表，没有明显直接的找矿标志，称为隐伏矿。露矿和隐伏矿是找矿哲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地质工作的初期，如果露头矿最初形成，当然应该首先寻找和勘探露头矿进行开发利用。所以经济上可能会省一些钱，勘探开发周期可能会短一些。但是所有地表裸露的矿都有工业开发价值吗？都是建设急需的吗？这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此外，当矿产勘查工作达到较高水平时，露天矿山会减少，容易发现和识别的矿山会减少，国家对资源的需求不仅会很多，而且可能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矿产勘探人员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注意力转向深埋在地下的隐伏矿。据统计，我国1965以前发现的大矿中，隐伏矿占一半以上。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原地矿部党组在1982提出开展以“四个创新”(新领域、新类型、新领域、新深度)为内容的第二轮油气调查，并在1985太原普查工作会议上提出开展以寻找隐伏、半隐伏矿为主要目标的第二轮固体矿产调查。近年来，由于上述普查政策的实施，无论是油气还是固体矿产，在寻找隐伏矿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
考虑到各地区矿产勘查进度的不均衡和各地区地质条件的差异，在第二轮普查中，要从各地区矿产勘查程度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找矿政策，正确处理找隐伏矿和找露天矿的关系。比如中国西部，地质工作程度低，发现裸露矿石的概率比较高。所以两者都要重视，更要重视地表有明显找矿标志的露天矿和半隐伏矿。如新疆阿勒泰阿舍勒铜矿地表就有一系列大面积明显的“铁帽”带。正是基于这一线索，通过深入工作，在该地区发现了一个大型铜矿。再比如世界上最大的煤田之一的神府煤田，就是在陕西和内蒙古交界地区发现的。这个煤田的煤有的露在地表，有的埋得很浅，不仅规模大，而且质量好。
在我国东部地区，地质工作的程度确实很高，找到露天矿的概率比西部地区小得多。总的来说，找矿应以隐伏矿为基础。但就一个东部省份而言，也有65438+万~ 2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也是个大地方。不同省(区)不同地区的工作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地质工作相对较差的地区，还是要注意寻找地表难以识别的矿和埋藏较浅的半隐伏矿。许多省(区)的地质工作者都这样做了，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辽宁阜新排山楼金矿、山东平邑归来庄金矿、河南桐柏老湾金矿等，都是新发现的隐伏、半隐伏矿。
五、正确处理寻找优势矿和劣势矿的矛盾。
找优势矿和找劣势矿也是找矿哲学的一对范畴。优势互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之一。对于矿产勘查，需要从各地区已知的资源特征出发部署普查找矿工作，发挥其矿产资源优势，也能收到良好的找矿效果。需要注意的是，在从事具有一定强度的优势矿种普查找矿的同时，也要寻找强度适宜的劣势矿种，把优势与综合找矿结合起来。这有几个原因:
1.现在认识到，资源优势不一定反映优势资源的全貌。
因为了解一个地区资源优势的全貌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只有对这个地区的资源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才能真正明确这个地区的资源优势。
2.优点是比较而言的，但总的来说。
一种矿产，即使是该地区的真正优势，也不总是无限的。因为要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国际矿产品市场供求发展趋势来确定优势资源的“开发”程度，才能把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因此，有必要根据需要和可能，考虑和确定一些相对优势矿种、一般矿种和一些稀缺矿种的找矿方针。
3.要从各地实际出发，处理好找优矿和找劣矿的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从江西实际出发，减少了一些成矿地质条件不理想矿种的勘查，加强了钨、铜等优势矿种的勘查，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钨矿找矿取得了一系列新突破。但是在调整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发挥优势，各相关地质队都在想办法寻找更有实力的钨矿。但从国内外需求和各矿种之间投入强度的比例来看，1979年和1980年江西从事钨矿勘查的力量太多，排挤了其他矿种，影响了综合找矿。针对这种情况，1981年做了一些新的调整。对于明显较小的钨矿，只完成了初勘，没有再做工作；对于中型及以上的钨矿，选择最好的进行评估。这样，钨矿在整个项目中的比重就降低了，从而腾出了一些技术力量和投资来加强锡矿、贵金属和非金属的找矿工作。正因为如此，锡、金、银、非金属等矿产普查找矿取得了可喜的地质成果。
六、正确处理找单矿和找多矿的关系。
单元矿找矿和多元矿找矿是找矿哲学中的一对范畴。这里的单位矿石是指单一矿石；多元素矿石是指综合矿石和共生矿石。几十年的勘查实践表明，我国矿产资源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多元素矿产，即共生矿产和综合矿产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我国铁矿储量中有1/4以上的综合矿，1/5的金矿和3/4的银矿为伴生矿，4/5的有色金属矿与主要矿种伴生，我国大部分煤田和盐湖中多种矿种共存。因此，在找矿中存在一个问题，如何正确处理矿产勘查中找矿单元矿和多元素矿的关系。
在处理单元找矿和多元素找矿的关系时，一个基本原则是实行“以一矿为主，综合找矿”的方针。这里有几种情况:
1.应全面评估相关要素。
在有色金属矿山中，往往有多种有益元素与一些主要矿物伴生。例如，许多铅锌矿含有银、铟和锗等元素，铜矿含有金、钼、铼和硫，钨矿含有锡、铋、钼和稀有分散元素。因此，在勘探主要矿产资源的同时，应开展伴生有益元素的地质工作，并对其是否可以回收进行评价，以便在矿山和选矿厂的设计中加以考虑。据有关资料显示，即使按现有生产技术水平计算，一些大型矿山的伴生组分价值也已占到总价值的35% ~ 40%。如广东大宝山多金属矿的伴生组分全部回收，其产值可达6543.8+00亿元以上；德兴铜矿的伴生金矿相当于几个大型金矿的储量；中国金川镍矿是世界第二大矿，也是著名的综合矿，铜矿也是大矿。此外，与钴伴生的有益元素有十余种，目前综合利用也较好。根据国外资料，从有色金属矿石中提取伴生产品的投资回收率比以该矿物为主要产品的新建企业快1 ~ 2倍。美国从铜矿石中回收了10多种副产品。
2.共生矿应进行综合勘探。
我国许多煤田、盐湖和金属矿床往往有多种矿物共存。例如，有黄铁矿、铝矾土、耐火粘土、高岭土、凹凸棒石等。、一些膨润土、硅藻土、重晶石和一些伴生元素如钒、铀和钴。在青海的一些盐湖中，钾盐、钠盐、芒硝等矿物质共存。在金属矿山，如内蒙古的白云鄂博矿，铁矿石、稀土、铀共存。因此，在矿产勘查中，应重视综合找矿，进行综合评价，为综合开发利用创造条件。这样可以大大提高矿产勘查的经济效益，也可以充分利用资源，避免浪费。不要只找一种矿石，只找一种，不管其他的。
3.找矿要注意其他矿物。
在一个地区寻找某个矿时，由于研究程度的原因，我们经常会遇到另一个在探矿设计中没有预定找到的重要矿。比如找油遇到钾盐，找煤遇到钾盐等等。前苏联东西伯利亚的巨大钾盐矿床是在寻找石油和天然气时发现的。法国的钾矿是在寻找煤矿时发现的。因此，今后应重视综合找矿。
七、正确处理需要与可能的矛盾。
需要和可能性是探矿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需要与可能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在实际工作中，既要看到两者矛盾的一面，也要看到两者结合的可能。
新中国成立以来，地质工作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前进，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如何正确处理需要与可能的关系，既要从客观地质条件的实际出发确定地质找矿方针，又要积极勘查国家急需的矿产资源，把需要和可能很好地结合起来。历史经验表明，凡是正确处理了这种关系，地质工作就会顺利进行，找矿效果就会好；反之，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事倍功半或徒劳无功。
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是探矿和勘探的指导原则。对地矿部门来说，重要的是贯彻这条路线，即从各地区地质矿产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各地区客观条件的可能，寻找国民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矿产，正确选择矿产普查勘探的主攻方向。
在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地区找什么矿，是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来决定的。换句话说，企业只有寻找和开采矿山，才能赚更多的钱。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地区应该重点发展哪些矿产？当然，首先要考虑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和本地区地质条件的可能，使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效益和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益相统一。这里要防止两种偏向:一种是主观主义、唯意志论，不顾客观地质条件的可能，单纯强调需要，搞盲目指挥，搞一刀切；另一种是忽视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或者不考虑国家经济建设是否需要，不适当地强调“找什么”。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一个地区有地雷吗？有哪些矿？有多少地雷？质量怎么样？都是由客观地质条件决定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球上存在的矿物不一定在每个国家都是完整的；一个国家拥有的矿物在该国不同地区可能无法获得。这种矿产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是客观地质规律的结果，是绝对的。全世界如此，中国如此，每个省区都是如此。因此，一个地区在具体确定哪些矿种应作为普查勘探的对象时，不仅要考虑建设的需要，还要考虑该地区的客观条件是否可能。因地制宜，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首先寻找具有有利成矿地质条件的矿种用于建设需要，充分发挥各地区的资源特长，为实现资源匹配和在全国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作出贡献。同时也要树立经济全球化的观点，使这一地区有利的矿产资源在世界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现代化社会各方面对地质工作提出了许多要求。我们在规划和计划今后的地质工作时，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既要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尽力满足和建设需要，又要尊重客观规律，考虑地质条件和财力条件的可能，实事求是地安排好各项工作，把需要和可能很好地结合起来。
从实际出发确定找矿方针，并不完全意味着已知就找什么矿。有两个原因:
一是在某一地区已知矿种中，可能有一些矿种是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需要的；有些不一定是急需的，或者是因为供过于求暂时不需要的，比如南岭地区的钨，目前河南的钼。如果不管建设需要与否，不管国际市场的供求情况，简单地“找我们有的”，那么我们找的一些矿就不急着建设，就会造成资金的积压，从而给地质工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带来不利影响。所以还有一个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问题。
第二，由于矿物通常埋藏在地下深处，人们往往需要一个漫长、有时甚至是曲折的过程才能了解它们的全貌。因此，尽管中国特别是东部地区的地质工作水平很高，人们对矿产的形成和分布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地质找矿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远不能说我们对客观地质矿产条件的认识达到了顶峰，更不能说所有的矿产都已查明。事实上，各省区已发现的矿产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不能完全代表该地区矿产资源的全貌。还有很多新的领域(新的矿种、新的含矿地层、新的矿床类型、新的含矿区域或老矿区新的深度、工作程度相对较低的区域)不为我们所知，没有被我们认识。通过进一步深化地质找矿工作，不仅可以扩大已知矿种的远景，而且有可能发现一些甚至是建设急需的新矿种。因此，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既要遵循已知的客观地质规律，从实际出发确定找矿方针，又要根据矿产勘查的勘探性强的特点，在具备一定找矿地质条件的地区，积极勘查发现那些尚未取得重大突破但国家急需的矿种。只有这样，我们的矿产勘查工作才能在勘查中不断进步，加深对一个地区乃至全国矿产资源全貌的认识，从而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八、正确处理重点和一般的矛盾。
重点和一般是探矿哲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重点与一般的关系是对立统一思想的辩证关系。从实际出发确定找矿方针，必须正确处理重点矿种和一般矿种的关系。
没有焦点，就没有政策。探矿工作也是一样，也要有自己的侧重点。目前，我国地质工作中有100多种矿产。虽然这些矿产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各有所用，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一些资源促进一些地方建设；有些资源，比如能源资源，对整体建设的制约很大。这是从不同资源在建设中的位置来考虑的。另一方面，由于要做的工作很多，而我们的财力、物力、时间都是有限的，所以是覆盖各个方面，平均使用我们的力量，还是分清轻重缓急，哪些需要加强，哪些可以缓一缓，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作原则。显然，我们应该采用后一种方法，即从100多种矿物中找出最重要、最急需的矿物作为重点，进行有效的排列和强化。
回顾历史经验教训，在处理重点矿种与一般矿种的关系时，要注意四点:一是正确选择重点；第二，重点不要太多；第三，重点和一般可以相互转化；第四，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矿种。
重点矿种的选择，当然要考虑国民经济建设的程度和对整体建设的影响，但也要考虑地质条件的可能性。根据二者的统一性，选择和确定重点矿种，既可以是煤炭等优势矿种，也可以是石油、天然气、铜等有色矿种。关键选择对了，效果就好；如果选错了关键点，效果会很差或者是徒劳的。这两方面在历史上的体验是非常深刻的。
1979年制定地质工作三年调整纲要时，针对当时提出的两年能源紧张、石油储备基地严重不足的情况，在科学分析我国陆地和海域石油勘探地质条件后，最初提出要把能源地质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加强石油勘探力量，在投资上实行倾斜政策，加快石油勘探步伐。经过三年努力，珠江口盆地石油勘探取得重大突破，获得第一口工业油流。四川等油气也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当1983东海油气调查取得重要进展，1984新疆塔里木盆地沙山二井取得重大突破时，地矿部立即确定石油地质勘探工作以塔北和东海为重点，在投资和建设力度上采取倾斜政策，调集力量，加快勘探速度，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可喜局面，为石油工业增添了两个新的接替基地。“七五”期间，塔里木和东海地区地质勘探费投入为石油和海洋系统总投入的41.5%，发现井16口，占已发现井总数(33口)的48%，完成储量占总系统的60%。这说明重点领域的工作成效是好的。为了增强油气区的发展潜力，在保证重点的同时，不抓一般，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比如松南有所突破；吉林地区天然气勘探取得突破后，也被确定为加强工作的重点地区。一系列成功的例子表明，能源的重点选择是正确的，既满足了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又符合我国的客观地质条件。
在一定时期内，要重点发展一些国家急需的、有一定地质条件的矿种，并以比较大的力度投入工作。但是重点不要太多。太多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分散，保证不了重点，重点不重要。需要注意的是，在保证重点的同时，一定要适当考虑一般矿种的统筹安排，做到综合找矿、综合评价。这样做既能满足国家近期经济建设的需要，又能为国家经济建设的持续快速发展准备多种矿产资源。此外，随着建设的发展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重点矿种可以转化为一般矿种，一般矿种也可能转化为国家急需或重点矿种。也就是说，人们了解各种矿产的地质条件和找矿前景往往需要一个过程。一些找矿前景好、国家急需的矿产，从一开始就被人们认可。但也有一些矿产成矿条件好，国家急需。在它们的前景被认可之前，地质工作在早期往往是作为一般矿产来工作的。比如对江西铜矿的认识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上世纪50年代，尤其是建国初期，我们对江西的钨矿了解较多，对铜矿了解较少。因为解放前对江西铜矿的地质工作并不多，关于铜矿的地质资料也很零散，所以对铜矿形成的地质条件的认识更不清楚。但当时由于国家经济建设对铜资源的需要，地质学家在重点寻找钨矿床的同时，对铜给予了应有的重视。结果，在德亨特发现了一个大型铜矿。德兴铜矿的发现和成功勘探表明，江西已具备形成大型铜矿床的成矿地质条件，促进了地质工作者认识上的飞跃，铜矿也被列为今后找矿实践的重点之一。通过20世纪60年代的工作，地质学家发现并成功勘探了许多大型铜矿。进入70年代后，国家经济建设对铜资源的需求大幅增加，铜矿进一步转化为江西第一重点矿种。此后的10年间，5个铜矿的远景扩大了500万吨，相当于发现了10个大型铜矿。如果上世纪50年代以钨为主的普查勘探没有兼顾铜矿找矿，江西铜矿的地质工作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