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与此同时,三毛的人格和创作又呈现出通俗化的特征,具有民间立场。三毛的语言平实、朴实、友好。“我的书小学生、女工、店员都可以看,我对此很重视”,很受欢迎。她强调自己是“无名小卒”,想做一个单纯的“乡下人”。而三毛,原本就是一个“边缘人物”——除了读完小学,初中就自动离校,大学没毕业就出国了,一生几乎没从事过什么“体面”的职业,最喜欢在乡下种田种花。
三毛的作品往往名列畅销榜,其名字往往扮演着文化明星的角色,似乎与流行的大众文化关系更为密切。恐怕只有当代大众传播的神奇力量,才能在这种背景下起到征服读者的作用。但矛盾的是,三毛越想贴近大众,他的精英意识就越受到考验。过于贴近大众,难免让她陷入大众文化复制的泥潭。三毛所处的文化语境应该是一个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三足鼎立、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相互碰撞的几种因素,是双文中三毛形象复杂的深层次原因。三毛作为其中一员,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却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他早期的作品集《雨季不再来》就是最好的例子,流行的现代思潮、存在主义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充斥全书)。三毛虽然坚守着自己的星球(三毛爱小王子),但也不免陷入流行文化和时尚的喧嚣中。三毛虽然有很大的精英主义意识,但也不能不面对在大众文化快餐的消费中,他为创作作品付出了巨大努力的事实。
三毛深受中西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他独特的人生哲学。然而,曾经在三毛生活中留下印记的生活片段和各种影响一旦被书写、印刷并进入消费群体,引起轰动,原本的三毛形象就开始被读者的意志和情感加工、复制,逐渐远离原本的三毛形象,变得越来越像读者的三毛。三毛已经成为浪漫、美丽、深情、别致、好奇、冒险的象征。读者对这个“符号”的期待越高,三毛就越要透支自己的体力去扮演这个角色。自然培养出来的美好品质,应该处处展现给大众。一次又一次刻骨铭心的情感创伤应该展现给大众。也难怪三毛后期形象被分裂:一方面要继续扮演一个有爱心、热心的公众形象,另一方面又要写出“喜忧皆寂寞”的随想;一方面美化甚至神化已故爱人,“荷西比任何人都了解我”,另一方面又对家人对别人发给我的求婚信无动于衷感到失望;一方面,由于过多的承担采访和讲座,体力衰弱,“三月无眠,记忆短路”。另一方面,我逃到美国“等待春天”,把自己交给森林、湖泊、货摊和码头...文化语境造成的三毛双重形象的复杂性集中体现在大众文化中的负面效应上,它无情地割裂了三毛人格中最精神、最闪光的东西,使三毛的生活不堪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