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一生有哪些事迹？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十一月。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是光州光山县令，所以给他取名“光”。司马光家世代为官，其父司马池后来官至兵部、大夫、天庭阁，一直以清廉善良享有盛誉。
司马光的祖先和堂兄弟都是读书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渴望学习，他们热爱诗歌。他们的家庭是一个有文化传统和知识的文明家庭。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司马光从小生长在这样一个贵族家庭和书香门第，在父亲的严格培养下长大，父亲清正廉明。
司马光6岁时，父亲教他读书，他还经常讲一些有出息、好学的年轻人的故事鼓励他上进，使他逐渐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当他开始阅读时，他不理解这本书的意思，他不能很快记住它。往往他的同伴都烂熟于心，而他还不知道，于是他加倍努力，不参加游戏活动，独自努力学习，直到烂熟于心。他知道时间的价值，不贪睡。他用一根圆木做枕头，被称为“警用枕头”。每天晚上，只要“警用枕头”一滚动，他就立刻起床开始看书。7岁时开始学习《左氏春秋》。因为勤于思考，他很早就显示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宋仁宗宝元初年，年仅20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第一名，大获成功。但他并不自满，而是立志以仁而不是以名建功。
李青五年(1045)，27岁的司马光被调到京城做官，改任大理寺法官，补充国子监直言，不久就迁到大理寺。游三年(1051)，他父亲的旧友、时任宰相的庞吉推荐他为亭长。阁中校勘是图书、典籍的编校工作，这对于爱好经典的司马光来说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为他从朝廷秘阁借书提供了方便，对他研究经典非常有利。在此期间，他撰写了《中国古代孝经释义》，并与图书馆工作人员集体要求修改出版荀子、扬子的书籍，不要让先贤的经典消失。在同知太常寺院部，他也非常认真负责，维护封建礼制。
祐五年(1053)，司马光在庞吉的推荐下，迁宫为成，移史馆检讨，从此担任史官。在此期间，他致力于历史的研究，探索圣贤治国之道，联系当时的政治现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宋仁宗何志元年(1054)后，与欧阳修、王安石等当时著名的官僚学者交好。他们志趣相投，使司马光在学术和政治生活中得到了很多教益。此时多次推荐他的庞吉失相，成为云州(今山东省东平县)知州。司马光也被调离朝廷，成了庞吉的助手，成了云州的薛颠，并被提升为州府将军。次年冬，随庞吉赴并州(今太原)任判官。
当时距离北宋开国已近百年，危机重重。司马光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参与政治，试图救国。他生性耿直，在政治活动中也能坚持原则，积极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策略。在举荐贤人、斥责汉奸的斗争中，他也敢违龙颜，宁死不谏，在法庭上与皇帝争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仁宗患病之初，皇位继承人尚未确定。由于担心提及继位会触犯患病皇帝的禁忌，大臣们都守口如瓶。司马光之前在并州任大将军时三次提到这件事，然后当面告诉仁宗。仁宗没有惩罚他，还是迟迟不发函。司马光又一次写道:“我过去给你的忠告，应该立刻实行。现在没有声音，没有运动。一定是某个小人说陛下正值壮年，为何一下子做出如此不吉利的事？”那些小人没有远见。他们只是想在着急的时候有一个亲近的王子作为他们的继承人。还有‘定国老’和‘天子’之类的祸事层出不穷。仁宗看后大为感动，很快就封赵书为太子。
英宗赵书是宋太宗曾孙王朴赵云让的儿子，不是仁宗的亲生儿子。司马光料到他继位后，一定会追求亲生父母。后来英宗真的命大臣们商量应该对他的生父给予什么样的礼遇，却没有人敢开口。司马光写了一封信说:“儿子是继承人，不要怕个人亲戚。普王按惯例应该叫黄渤。”这个意见与当权部长的意见不同。御史台6人据理力争，均被免职。司马光为他们说情，但未获准许，于是要求与他们一同被贬。在司马光的政治生涯中，他始终坚持这一原则，被称为“国之臣”。后来，继承皇位的宋神宗感慨地说:“如果像司马光这样的人一直在我身边，我就能不犯错误。”
司马光的治国理念是以才、礼、仁、信为保障国家的根本措施。他曾说，修心有三把钥匙:仁、智、兵；治国也有三大信条:善用人，奖有功，罚有罪。司马光的思想是完整的，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司马光一向简朴节俭，不喜欢奢侈浮华的东西。进入进士考试后，皇帝摆了婚宴。他是宴会上唯一没有戴红花的人。他的同伴对他说:“这是神圣家族的礼物。你不能违背你的命令。”直到那时，他才插上一朵花。据说司马光的妻子去世后，家里没钱办丧事。他的儿子司马康和他的亲戚们主张借点钱把丧事办得更招摇一些，但是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育儿子，节俭应该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不要轻易借钱。最后，他典当了自己的一块地，匆匆安排了葬礼。这就是民间流传的司马光《经典葬妻》的故事。另外，司马光对父母特别孝顺。当他被任命为冯的时候，他的父亲在杭州做官，所以他要求在苏州换一个新的法官，这样他就可以更接近他的父亲，赡养他的父母。
写历史也是司马光从政治上治国的一种方式。1071年，王安石为丞相。在政见不同、合作困难的情况下，司马光请求留在西京的国史台，退居洛阳研究历史，希望通过编撰史书，从历史的沉浮中提炼治国的经验。他主编的《资同治鉴》和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学史上的两颗明珠，至今仍为世人所推崇。《资同治鉴》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司马光写史治国的初衷。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了参考，也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知识。清代学者王明诚评价说:“这本书是天地间不可或缺的，也是学者必读之书。”
司马光一生著述甚多，包括《资同治鉴》、《通鉴历》80卷、《吉谷录》20卷、《本朝关白公卿表》6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甚至医学方面都有研究和著述。他的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话》、《说文解字》、《说文解字》、《说文解字》、《说文解字》、《说文解字》、《说文解字》、《说文解字》、《说文解字》、《说文解字》、《说文解字》等。
司马光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到哲宗即位，太皇太后掌权的时候，司马光已经是经历了仁宗、英宗、宗申的四朝元老，颇有威望。两宫皇太后允许司马光行动。当时司马光身居高位，分量无穷。就连辽国和西夏派出的使节也不得不问司马光的身体生活。他们的君主对镇守边境的将军们说:“司马光是宋朝的宰相，你们不要轻易闹事，把边境搞砸了。”
他带病处理各种事务，夜以继日地工作。元佑元年(1086)，司马光去世，享年68岁。太皇太后闻讯后，亲自与哲宗前往吊唁，追认司马光为太师、文国公，谥号为“郑文”，并赐碑“忠、诚、德”。当时“史静人罢市上吊，穿衣喝酒，弄堂里哭着要路过的，盖了几千万。”灵柩送到夏县时，丧葬仪式是“民为公哭，似为私亲哭。数万人将葬身四方。”至于人像纪念，更是“天下无处不在，家家挂像，饭必有所愿。”一位总理受到人民如此广泛和真诚的慰问，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