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版社库存问题的三点思考

于肖群

库存问题是个老问题。这次出版商业周刊重提旧事，一下子列出20个问题，大概是受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的数据刺激。其称，2005年，七年间，中国图书库存年均增长12.28%，远超定价总量的增速(年均增速6.93%)；与7年前相比，总额几乎翻了一番。

首先，库存问题是对出版系统建设的挑战

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叫“上级主管部门”。在出版改革的过程中，许多热点问题都集中在这一点上。旧的主管部门日渐衰弱，甚至失去对出版社的控制；在“笼权”过程中，新的主管部门还没有下决心建立一套完整的、科学的、伦理的、法治的、文化的责任和成熟的管理体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变化，中国的出版社总体上处于三种状态:一是仍然隶属于被削弱的出版局；二是在一个既硬管理又硬运营的新集团的权威之下；三是处于“无上级主管部门”的状态。

总之，国内500多家出版社没有得到社会和行业管理部门的有效覆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出版社的运作，只能靠一个人或者很多支点上的一些人的自觉和追求来完成。在这里，“意识”讲的是雷锋精神；“追求”是复杂的。有政治追求，文化追求，经济追求，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只要不追究犯罪，即使某些出版社的库存被放大到极其夸张的程度，我们的管理也会表现出极其夸张的迟钝和麻木。我在和国外一些成熟的大公司合作的时候，发现他们管理层的首要任务不是频繁的干预和代替总经理的日常工作，而是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支持总经理在第一时间完成正确的工作计划；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及时制止总经理的错误决策和不良行为。对于这项工作，董事会的反应越准确，速度越快，企业就越有活力和竞争力，犯的错误就越少。

当时，尼克松说，“有了一点自由，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他说的有道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任何“自由”都不是孤立的、绝对的，它需要与某种“制度”相互联系。我们的系统呢？它正在建造中。库存问题的严重性要求这种构建的紧迫性和正确性。

二，集团化对出版社库存的影响

目前中国出版集团化的报道越来越多，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它的存在。

应该说，集团化是中国出版改革的探索和进步，也是多元化的。不同的群体管理方式不同，但也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加强了对下属出版社的管理，力度远高于原出版局。过去，出版局着重管理出版社的“方向”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事问题；我不太关心出版社的制作环节，额外关注资金募集的意义和政绩。这个群体是不同的。它实际上是把这种管理转过来，侧重于管理和运营，触角大多深入到出版社的深层生产环节。他们管理选题，首先是印数，然后是两步:第一步是预测印数，大部分出版社都多了一层填表和报团的程序，增加了社长的压力。因为这个“预测”还没完，他还要进入第二步，就是在一个生产周期结束后，小组还要检查或抽查出版社原来预测的准确性，会产生一个准确的预测规律来评估一个出版社的可信度。显然，这一系列繁琐的管理自然会影响到出版社的生产，尤其是出版社的生产和库存。因此，在集团的管理下，出版社的运作从黑箱、灰箱变成了白箱，生产的盲目性和个人冲动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和监督。从全国出版数据来看，近年来图书出版数量的下降是否也源于这种管理角色？

是的，我们赞成集体化。但与此同时，另一个现象困扰着我们。有句话叫中国的事“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确，在中国，一个好的政策能否成为一个好的管理和制度，吸引人才，解放生产力，促进企业发展，这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样一个体系中，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是如何保持出版社企业结构的完整性，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否则我们又会走回计划经济的老路；第二，总统的热情和责任感，这不是一句空话。如果管得太多，会破坏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削弱法定代表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力，使出版社社长的责任、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尊重。独立经营行为会变成被动审批制，出版社的经营性质会发生变化，从独立法人变成二级法人，或者走向“部门化”的道路。事实上，在集团化的旗帜下，“加强管理”和“改变企业性质”是两回事，观念上的混乱必然带来巨大的“改革阵痛”

有人说，对于出版社的管理，“放弃管理会出问题，管理不慎会出更大的问题。”那么应该如何管理呢？群体之间差异很大。有的集团集中管理下属出版社的发行和仓库，形成集团品种、品类、规模的市场优势，同时对出版社的库存进行相应管理。有的集团充分扩大总部财务中心的权利，派一个总会计师到出版社统一报表。这样也能有效地揭开出版社“库存分析”的面纱，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客观真实地掌握情况。有些群体表面上很严格，实际上在生产过程中不能“越权”，最容易出现“大帽子下开小差”的不良倾向。因此，它们也影响了基层领导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并造成图书生产秩序的混乱。

所以，就出版行业而言，库存的问题不会是孤立的问题。在集团化、企业化、商业化的形势风起云涌的时候，我们在判断“库存”的时候当然要分析它们在新形势下的背景。

三，库存问题的市场责任分析

说到库存的责任，人们自然会谈到出版社。以上分析主要是围绕出版流程。事实上，中国目前的图书市场状况也负有很大责任。回想改革开放刚起步的时候，出版社不仅没有库存，甚至连书库都没有。当时在计划经济的旗帜下，出版社编的书都交给新华书店征订。一旦下单，书店系统会分发给门店和读者，然后逐层统计上报。新华书店采取独家销售的形式，基层书店有多少，他们就报给出版社多少；出版社印了多少本书？后来有了市场化的概念，书店出版商在经营上肯定比出版社灵活。再加上大集团和两个渠道的诞生，有了竞争的因素，承销被分解为分销、代销等多种形式。折腾了一段时间，形式又统一了，只剩下“寄售”一种形式。

对此，我们不妨做一点全行业的分析。编辑、印刷、发行三位一体。印刷市场的开放，导致了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印刷厂过早的溃败。虽然新华书店的连锁模式类似于西方的流通概念，但要改造它，向它靠拢并不难。在美国纳斯达克股市上，不是早就有人打着“新华书店”的招牌赚钱了吗？对于出版社来说，一开始是很骄傲的。什么龙头、地位、行业保护、中心工作、知识密集型、知识经济，都是好概念。然而，随着以“库存”为标志的经济运行的不断积累和恶化，在全国500多家出版网点中，恶性循环的比例越来越大。说到底就是现在图书市场的游戏规则，并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出版链条上的双赢或者多赢的模式。

在这一轮变革中，“国有出版社”显得有些平淡。经常被流通圈的人嘲笑；灵活的私人工作室经常把“国有出版社都是智障”这句话作为口头禅。然而，这些“民企”陷入其中后不久，大部分都被“寄售”带来的随机回报、单边承担风险的市场规则所吞噬。国外某著名金融中介公司在考察中国出版社时惊呼，为什么这么多发票没有回复？没有和解协议或者退货限制？是的，这就是目前中国图书市场的现实。

所以，当我们讨论“库存”的问题时，单纯地指责地方的作用，或者用“大崩溃”之类的诺查丹玛斯寓言，都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冷静地从市场经济中寻求答案，尤其是西方成熟的图书市场，并不是这样对待“库存”的。找出问题的根源，制定正确的出版“路线”或组织有效的产业联盟，可以尽快走出“库存”困境。正如毛主席所说:“路线就是大纲，大纲是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