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看惯了悬疑、故事曲折、视觉效果炫目的现代电影的观众来说，1942年小津安二郎导演的《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其实讲的是一个很简单的家庭故事:一对父子长期生活在两地，虽然一直期待着重逢的时刻，但直到阴阳两隔，他们也无法生活在一起。故事在父亲的突然离世中告一段落，但留给观众的回味并没有戛然而止，就像一杯淡淡的香茶，久久不散。一个曲折的故事打动人并不难，但用一个简单的故事打动人却需要深厚的功力。也就是说很多电影都是靠剧情取胜，而小津却可以轻而易举的靠感情取胜。在《小津》这部鲜为人知的电影里，我咀嚼着它自身的孤独美学。

故事中的父亲德川先生是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在遭受丧妻之痛后独自抚养儿子长大。后来因为一次班级郊游，一个同学不慎落水身亡。虽然不是利池川先生的错，但由于日本人天生的敏感和极端的自我道德约束，利池川先生觉得自己难辞其咎，毅然辞职，把儿子良平送进了寄宿学校，只身前往东京另谋出路。于是，这个故事就有了发展的节点。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故事的背景不在日本，那么后续的情节可能就不成立，这是小津眼中日本独特民族性的体现。

儿子从梁平大学毕业后，跟随父亲的脚步来到秋田当老师。影片中提到，Rishikawa的父亲曾经是汉字老师，祖孙三代都是老师的剧情设定，不仅给人以尘世轮回的错觉，也将影片中要讨论的点从个人命运上升到了人类情感的高度。

梁平长大后看电影的过程中，一直有一个词萦绕在我的脑海里，那就是“距离感”。这不仅体现在利石川和良平的关系上，也体现在故事中人际关系的每一个分支上。在Rishikawa和以前的学生之间，在良平和他的妻子之间，处处都存在着日本人人际交往的距离感。

其实Rishikawa和梁平的距离感给观众一种苍凉的感觉。在梁平的成长过程中，Rishikawa一直不在，父子对彼此的印象只停留在梁平少年时代的记忆里。Rishikawa问儿子抽烟不抽烟，然后递给他一根烟给他点火的情节，父子一起洗澡比胳膊的情节，梁平依次给Rishikawa零花钱的情节，父子之间的距离和梁平年轻时相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拉大了。这两位与其说是父子，倒更像是两位久别重逢的彬彬有礼的老朋友。这种距离感是父子关系中普遍存在的。随着儿子的长大，有了自己的想法和价值判断，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子，逐渐失去了对父亲的依赖，曾经亲密的关系也变得陌生。父子反目，断绝关系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

日本人在与人交往时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他们看来，若即若离的状态才是最舒服的距离。即使是父母和孩子之间，这种距离感也是正常的，这一点在小津的另一部代表作《东京物语》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这种“距离感”的背后，小津揭示的其实是人性中永远无法解决的孤独。

从《父亲活着的时候》中笠智众饰演的父亲这个角色来看，虽然一开始就有和儿子相依为命的情节，但是随着一场意外的发生，“孤独”这个词已经深深地烙在了他的生活中。丧妻后，他一直没有再婚，与儿子分居。可以说影片中的Rishikawa完全过着孤独的生活。这种对孤独的精辟刻画在小津的其他电影中非常精彩，也在他的电影艺术中形成了独特的孤独美学，这种独特的孤独美学其实来自日本自古以来的“哀物美学”，可以说是“哀物美学”的一个分支。这种孤独美学的形成，可能与小津从小就不结婚，和母亲一起生活的生活经历有关。小津试图通过这种孤独的审美向观众传达一种个体生命的无力感，世间的无常，以及贬低这一切后的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