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绅政权的特征
延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被推翻，但民主制度却未能建立。因此，掌握武力的军事集团登上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形成了特殊的军阀政治时期。
中国近代军阀政治研究史简评军阀政治的存在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界的共识，但对军阀政治的起源和阶段划分仍存在较大分歧。
国内学者对军阀的研究由来已久，研究的重点是北洋军阀。
1949之后，北洋军阀几乎成了全社会的成语，直接把袁世凯和北洋军阀联系在一起。
早在20世纪50年代，荣孟元就认为，“中国近代史上所谓北洋军阀，是指从辛亥革命后篡夺政权的袁世凯开始，到蒋介石出现之前的军阀势力。”这种观点一直主导着军阀政治研究的话语体系。换句话说，袁世凯把获得国家主权作为近代中国军阀政治起点的观点占据了国内史学界的主流。
那么，军阀政治的下限或终点在哪里？总的来说，是蒋介石在大陆统治的终结。
类似的观点在海外汉学界也有体现，其中以“军绅关系”分析模式著称的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历史系中国和日本近代史教授陈志让就是代表。
陈志让所说的“军绅关系”中的军队是指1895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军队。士绅(乡绅、士绅)是受过传统教育、有名望的人。他们有的在* * * *担任过职务，有的有房产。
他认为1860至1895时期是士绅政权，1895至1949时期是士绅政权。
军绅政权是军阀政治的核心。
陈志让特别指出:“有人把1916年袁世凯去世到1928年蒋介石上台这段时间，看作是中国军阀统治时期。这样的阶段不能解释中国近代军绅政权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它的衰落。”陈志让还认为军绅政权具有五个特征:军人领导绅士、近代民族主义觉醒时代、无法捍卫国家完整、权力分散、财政自立。
另一位研究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海外代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政治学教授齐希圣持明显不同的观点:“1916-1928年的中国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军阀’统治时期；第二，那是一个混乱和破坏性的时期。”齐希圣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军阀政治，注重对中国军阀政治进行系统的、动态的宏观分析，这也是迄今为止该领域的薄弱环节。
齐希圣的分析模式和理论观点对中国的军阀政治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主流观点逐渐发生了变化。
比如有研究者总结中国军阀政治的存在时期，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军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很明显，从南京国民* *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这段时间，也被纳入了军阀政治时期，只是军阀政治的起点推迟了一点。
除了对中国近代军阀政治时期的争议和分歧之外，军阀政治研究还存在两大缺陷。孔樊沂给了我们一个提示:第一，“多做微观叙述，少做宏观分析。”
受二战后行为主义的影响，西方学者对中国军阀政治的研究以微观研究为主，宏观定性研究较少。
微叙事在军阀政治研究中相当深入。它们提供了地域、传记、士兵的视角，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军阀政治某一部分的特点。
这些微观研究侧重于军阀政治的特殊性，往往倾向于忽视军阀政治作为一种整体政治形态的普遍性。”其次，“他们只注意研究军阀及其军事组织，而不把军阀政治当作一种政治形式。
这种倾向的缺陷是军阀首领及其军事组织的独立性不能解释军阀形成、发展和终结的政治背景。本文的研究是从宏观的角度把握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演变过程和特点，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做铺垫，努力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近代军阀政治的演变为了明确军阀政治的具体含义，首先要梳理“军阀”一词的由来和本义。
目前“军阀”一词的来源还不是很清楚。
据徐勇说:“可以确定的是，军阀起源于日本，出现于大正初年(1912)，后于1917左右在中国传播使用。”换句话说，“军阀”是一个外来词，在1917左右开始流行。
李大钊是把“军阀”这个概念移植到中国的第一人。
李大钊在2007年8月05日发表于1915的《打假和解》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军阀”的概念:“那些在东方有政治朋友的人，往往与军阀为伍，执掌权柄，舆论多为轻蔑。”李大钊发表这篇文章的背景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复辟失败后不久，段在北京重新掌握了实际权力，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部对热衷于武力统一中国的段青睐有加。“伪和解”是李大钊批判梁启超等人时使用的语言。
李大钊的“东邻”指的是日本，“政友会”是伊藤博文于1900年成立的代表日本地主财阀利益的政党，1940年解散。
“政友会”与军阀勾结，因此非常被日本舆论所不齿。李大钊的意思很明确，但是“军阀”不是好东西。
据赖先生考证，“军阀”一词最早见于《新唐书·郭谦传》:“郭谦，周琦历城人，开元初为军阀，后移右。肖伟将军也是北庭的卫士和金山路的总经理。”这里的军阀也是一个褒义词，指的是有军事功勋的家族，意思是尊贵，与我们通常理解的相反。
但在李大钊之后，“军阀”的贬义色彩日益浓厚，梁启超、陈独秀、孙中山等人也用“军阀”一词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1918 10 10月26日，梁启超第一次使用了“军阀”一词。
他说:“中央对北方诸侯的威信如何？主力仗打得越多，支援力度越大，以此给他们在外面出兵支援的军阀。凭这点威望他们能欺负谁？”梁启超是在维护段的中央权威，他所指的军阀仅限于北方的军事派别。
陈独秀使用“军阀”一词，比李大钊、梁启超稍晚。陈独秀在2009年2月1916日发表的《国内和平与撤军问题之我见》一文中，作出了这样的表述:“我认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点，不在于南北是否分离，而在于舆论的内力与友好国家的外力能否合二为一而根除。陈独秀的主要意图是批评段在日本军阀的帮助下训练参战部队，并警告段洁身自好。
而陈独秀却把配合革命党人的西南军事派当成了军阀，也就是西南军阀。
北洋与军阀勾连，北洋派兵在袁世凯死后继续把持全国军政大权的事实，是孙中山在6月中旬与留法学生的谈话19119:“袁世凯现在虽然死了，但北方仍在北洋军阀、官僚、政客手中。
所以我必须在广东组织一个保护者重新革命，我救不了中华民国。从此，北洋军阀的称谓不胫而走，逐渐成为报刊杂志上的常用词。
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多时间讨论“军阀”这个名词的由来和流传？这是因为，在研究历史问题时，我们不能不考虑人们对自己所处时代和当时问题的看法，这将有助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既然“军阀”一词是在袁世凯死后才被使用和传播的，那么我们用“军阀”的行为模式来评价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似乎就不太合理了。
张认为，北洋军阀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起初，他们不能被称为北洋军阀。用“北洋集团”这个词比较符合史实。
“他们最后从北洋集团发展到北洋军阀，从北洋集团发展到北洋军阀大概用了20年。”北洋军阀的源头是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北洋新军的训练是北洋集团的历史起点，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如果再往前追溯，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尤其是淮军，更多的是与北洋集团有关，但那离本文的主题太远，没有必要纳入考察范围。
北洋集团演变为北洋军阀有一个历史过程，北洋军阀与政治的结合即军阀政治的形成也有一个历史过程。
胡玉海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解体的角度分析军阀政治的起源，认为“中国传统三维社会结构的衰落是社会动荡和军阀政治的起源。”所谓“中国传统三维社会结构”是指王统政权、道教文化和宗族社会，分别对应政治、文化和社会。
把三维系统的裂变作为军阀政治的起因，是思维分析上的一大突破。
袁接受了这一分析模式，并吸收了的“军绅关系”模式，进一步解释了军阀政治产生的原因:“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及其立体结构体系已经全部分裂，中央权威逐渐衰落。中国社会已经从“士绅军事政权”时代转变为军队掌权的“军事士绅政治政权”。但他们的分析几乎全部集中在军阀政治的成因上，没有分析军阀政治的演变过程，更没有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因而是片面的。
遵循严格的历史考察原则，可以对军阀政治的产生和演变进行粗略的分析。
袁世凯的帝制失败后，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很快他的个体生命也结束了。
没有了袁世凯，北洋集团开始了向北洋军阀的急剧转变，也拉开了军阀政治的大幕。
1916-1917期间，北洋军阀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继续他们作为一个集团的政治统治。
以袁世凯衣钵继承人自居的段肩负起团结北洋集团的重任，利用北洋军阀的强大实力，大力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力图击败西南军阀，实现全国统一和北洋势力的全面胜利。
然而，段的高压政策引起了集团内部的怨恨甚至分裂，最终导致了军阀政治的形成。
对此，齐希圣有过精彩的分析:“北洋成员视北洋系统为一家人。
中国家庭的父母既严厉又慷慨。他们不应该激烈或喜欢报复。
更重要的是，中国家庭重视和谐，讨厌公开分裂。
对于段，来说，作为北洋的* * *者，这是应该做的。
当事实证明段坚持他的高压统治时，其他人开始联合起来保护自己。
所以本来想恢复北洋的统一，结果却被分裂成了无望的碎片。“段在北洋集团内部远未达到袁世凯的权威地位，北洋系的地方军事势力逐渐崛起，渴望获得国家政治生活重大问题的话语权，军事干预的势头日益明显。
非北洋总统的李很快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而段和李之间的政治斗争加剧了军事干预的程度，因为段曾经用地方兵的力量压制李。
但此时北洋系的地方兵不敢公然顶撞元首，起码礼遇的关系还保留着。
因为对德宣战的问题，段与李的矛盾第一次达到高潮，于是段招“督”入京，试图压迫李让步。
那些武装人员闯入政府压迫李并投降了。没想到，他们遭到了李的大声训斥。陶菊隐生动地描述了这滑稽的一幕:“当倪嗣冲提到‘各国大臣要我们参战’时，李更是怒不可遏。他大声吼道:‘你是总督，凭什么有资格和外交团说话！’倪还辩称，他这次是被叫去北京参加军事会议，不能算擅离职守。
李怒斥道:“你是总督，有什么资格参加军事会议！“监工什么反应？”无论是一个国家的元首，他们生气的时候都不敢当面顶撞，所以诺诺不得不一再退出。“被人训斥不敢当面顶撞，说明军阀干预政治的程度还没有到无法无天的地步。
而张勋复辟，公然驱逐总统，已经是无法无天了；后来，王逼着总统交了国玺，可他一点面子都不顾。
所以，笔者认为军阀政治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从表面的温柔到屈辱，直到没有军阀的同意和支持无法组阁，军阀政治的程度在一步步加深。
中国近代军阀政治的阶段特征中国近代军阀政治既然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就有必要对其进行阶段划分。
齐希圣把中国军阀政治分为三个阶段:1916-1920，1920-1924，1928。
“每个阶段代表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一个极大改变这种方式的重大事件被作为划分每个时期的标志。”他给出的重大事件也能说明每个阶段划分的依据，但我认为把中国军阀政治划分为两个阶段更符合历史现实，即1916-1920为第一阶段，1920-1928为第二阶段。
这种划分是基于军阀对政治的干预程度，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后面会详细说明。
至于军阀政治的一般特征，胡玉海认为有四:一是拥兵控政；第二，利用民主政治形式实现军阀专制；第三，个人和政治角色不受法律制度的约束；第四，中央权威削弱，军阀混战。
袁抽象出七个特点:一是养兵干预政治的霸权性质；二是政治行为的投机性和无原则性；第三，权力的攫取性和排他性；第四，政治伦理取向的封建性质；第五，政治表象的虚伪；第六，对外关系中的严重依赖；第七，军阀政权的频繁更迭。
孔还用通俗的语言概括了军阀政治的一般特点。“在中国的军阀政治下，军人在政权控制中处于主导地位，军事干预政治，政治成败取决于军事实力，政治竞争取决于军事斗争，政治运作采用军事手段。这些特点也是军事政治所具备的。”但他们的概括都是从军阀政治形成的角度给出的，缺乏对军阀政治发展阶段的实证分析。
笔者赞同齐希圣关于中国军阀政治时期的观点，即1916-1928为中国军阀政治时期。
原因很简单。虽然是袁世凯缔造了北洋军阀，但袁世凯主持中央委员会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是正当的，尽管最后背叛了民主政权。
南京国民* * *成立后，虽然仍有一些军阀残余，但中央政府的权威一直在加强；虽然军队干预政治的程度很高，但拥兵自重的程度却在逐渐降低。
在此前提下，作者将中国军阀政治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16—1920。
这个阶段的起点就不用解释了，终点位于1920的直皖战。
齐希圣认为，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没有大规模的敌对行动。"军阀们更关心他们的内部事务，而不是影响整个国家的事务。"笔者赞同齐希圣的概括，但认为他的概括不全面。
袁世凯死后，国家濒临分裂，各地军阀忙于巩固内部团结统一，无暇大规模插手国事。
段在国家政治中处于主导地位，他从未建立过自己的私人势力。
1918开始编练参演部队，段才初步有了自己的嫡系军队。
但即使是这支由中央政府建立，在参与对德战争的形势下，名义上属于国家的军队，也与其他军阀的“私兵”大相径庭。
一战结束后，参战部队改为边防军，徐树铮率领其中一个混成旅进入蒙古，利用科布多使陈毅与蒙古的原有谈判基础，迫使蒙古诸侯国取消独立，可视为参战部队实际发挥的国防作用。
从1920，14年7月到18年6月，段将西北边防军投入内战，为了争夺北京的主导权，边防军有点“私兵”的味道。
但段在当时处于中央政府首脑的位置，对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颇有意义。
段皖战争以失败告终，边防军解散。中国才陷入军阀大规模干预国家事务的“痛苦”时期，军阀政治进入第二阶段。
2.第二阶段，1920—1928。
齐希圣把这个阶段分为两部分:1920-1924，1924-1928。
他划分的依据是军阀政治的主体角色发生了变化。前者是以曹锟和吴为首的直系和张的冯部，后者是冯玉祥的国军和张的冯部。
他所依赖的政治理论是均势模型，即中国的政治派别在某些方面与国际关系非常相似，军阀组织要遵守均势逻辑:(1)要增加实力，宁愿用谈判，也不愿用战争；(2)宁愿拼搏，也不愿错过成长的机会；(3)与其破坏一个重要角色，不如停止战争；(4)反对派内部任何可能占主导地位的联盟或个人；(5)限制那些主张超国家组织原则的行动者；(6)被击败或者被限制的重要人物被允许作为热门合作者重新加入派系，或者一些以前不重要的人物被纳入重要人物的行列，所有重要人物都被视为热门合作者。
但国内政治关系明显不同于国际关系。“在军阀政治下，派系和省不是* * *单位，中国的中央政府不能等同于国联。
在均势模式下，将军阀政治视为一个解体的国际体系是不恰当的。“为此，我们必须跳出齐希圣的分析模式，不以均势为观察基点，而纯粹以军阀对国家事务的干预程度为分析出发点。
1920-1928时期，中国军阀政治的主要特征是中央政府的组成必须得到军阀的同意和支持。换句话说，主要军阀达成了组建中央政府的默契。
因此，随着军阀势力的兴衰，中央政府也在不断变化。
皖战前，段几经沉浮，与冯有着根本性的政策分歧，但他基本上没有失去对中央的控制。
直皖战争后，绝对的中央权威不复存在，军阀之间的政治交易决定了国家事务的走向，这也是中国军阀政治第二阶段明显不同于第一阶段的特点。
第二阶段出现了新的政治现象，即* * *军事力量的迅速发展，最终消灭了北洋军阀，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结束了军阀政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的军阀政治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但也要看到军阀政治的另一个特点，即军阀干预国家事务的方式是掌握中央政权。
军阀一方面与中央政府保持一定的离心力，另一方面又想参与或控制中央政府，而不是走向分裂或独立。
王世贞远离民国政治的一种假设性解释。在军阀政治的框架下考察王世贞远离民国政治的行为，会很有意思。
进入民国后，王世贞保持低调，尽力远离政治漩涡，为调整军阀之间的战争做了很多努力。他的同情心真的值得钦佩。
王世贞为什么远离民国政治？在此，我想引用他自己的一句话作为注脚，这是他在刚当上国家总理时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的:“少年时意气风发，期待建功立业，谋求共荣。
比起跟着李鹤飞，他是有钱有经验的，凭借他的厚重阅历，可以看出他做了很多事情。
每次不开心就开始感叹世界有多难，一定要自大。
从那以后，我就不敢出声了。
渐渐升到高位后，听说的多了，也明白了做出成绩的不易，但我兢兢业业，自持。
免江北提督，免职归李，即无官感；辛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蛇足了。
后来项城被逼，故友领路，彼此打交道也没什么好处。
今以河之推拉，掴尸，而国事久违，可为而为之，可谈友情，暂维持门面。可以谈些什么政治观点？只有私心默默祝愿和平统一早日实现，没有军事灾难全国太平。
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生活在农村，我愿意足够；但是，我挺担心这个愿望不会轻易得到补偿。”根据王世贞自己的叙述，他看到了李鸿章的“过激行为”，产生了退出政坛的念头。
后来，他之所以同意当宰相，是因为冯的再三催促，他不得不勉为其难。
王世贞组阁后，段通过报纸对王内阁进行抨击，并命令新交通署进行内阁更替活动。
曾经的同盟会兄弟变成了政敌，王世贞的辞职获得了重生。
于是，1918年2月底，王世贞秘密前往天津藏匿，彻底脱离了民国政治。
由于王世贞留下的文字资料稀少，我们无法判断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然而，在军阀混战的民国政治舞台上，没有自己的私人势力，王粲是如何立足的呢？齐希圣对军阀派系中“大长老”的地位和作用的分析很有帮助。
他说:“在军阀派系中，按照他们在北洋军中的年龄和资历，有些人可以算是老前辈，从中获得威望，但不一定同时拥有权力。
他们在社会上得到应有的尊重，但如果手中没有军队，他们在政治上就很少或没有权威。“王世贞不就是这样一位勇敢的北洋“元老”吗？面对残酷的政治，王世贞选择了退出，但他会获得更多的社会尊重。
“‘大长老’在派系中没有决策权。经常是一些退役军人偶尔被指派执行一些外交工作。”这正是民国时期王世贞的实际生活状态。不想干，就干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