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一，文化大学博士班。

元光佛学杂志，第5期(2000，438+02)，第89-1438+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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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现代学术界对慧能禅宗思想的研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全科侧重于以“心”为智慧中心的理论，以此来统一真与道，强调这个“心”就是佛。这个特点被认为是达摩伦嘎禅的传承。【1】重视“心”的传统的确是禅宗的主要特征。所谓“心即佛”，“心即成佛”。[2]但将慧能禅简单等同于这种“心”的传统，显然是值得商榷的。从敦煌《坛经》的内容来看，该书的重点是“自性”，“自性”是以空宗的《摩诃般若经》为蓝本，而《坛经》的中心思想是“般若自性”而非“心”，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唐君毅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这一事实。

1.比如印顺法师说，“所以，佛法的‘真’禅，就是《楞严经》中的如来藏理论。道教和信仰以《楞严经》中的“佛心”为基础，融入《文殊般若经》中的“佛心即佛”。到了草溪慧能，我甚至融入了南方盛行的《大菩萨经》的“佛性”——“见性成佛”。内涵更广，但本质仍是世代相传的如来藏经。”(见《中国禅宗史》第384页)

2.“心即佛”的观念是妈祖易道所倡导的，见于《景德镇邓川录》卷七，第一条“江西易道禅师”。“悟心成佛”是近代太虚大师对佛法始祖到慧能六祖的禅法总结，详见《中国佛教特色在禅》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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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多数学者主张慧能从楞严经传统转变为金刚经传统，这也可以说是这一事实的另一种反映。但必须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存在另一种不同于“即心即佛”的“般若自性”。就义而言，“即心即佛”与“般若自性”应该是一样的，指的是真理或实相；唯一不同的是，前者通过“心”捕捉实相，慧能则侧重于从“般若自性”中掌握实相。另外，慧能虽然强调“自性”，但他的基本立场仍然是众生身心一致的如来禅修。但这个法身不再用传统如来禅、藏思想中的“佛心佛性”来解释，而是用空宗的“般若自性”来论证。澄清这一事实是本文的主要目标之一。

另一方面，自较为可靠的《敦煌坛经》出土后，成为现代学术界研究慧能禅的主要依据，部分学者也逐渐将《曹大师传》视为可信材料。[4]然而，事实上，可靠的文献并不仅限于以上两种。新出土的重要唐代灯录《祖堂集》和《历代法宝》中含有重要的新材料，是研究慧能禅不可忽视的补充文献。此外，宋代以后的灯志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材料(旌德灯传说、五灯节等。)，还有慧心的，宗保的《坛经》。虽然不易辨别其真伪，但与敦本《坛经》一致的，或许可以作为慧能思想更为广泛的补充材料。当然，这也可以从未来智慧的转变中看出。从完整的文献收集来帮助呈现慧能禅的完整面貌来看，仅将《敦煌坛经》作为基本文献是不够的，唐宋以后出版的文献价值不容忽视。本文尽可能地收集了历代记载慧能思想的重要文献，我认为所有的重要文献都收录在文中。这样，我们就可以全面探究慧能思想的全貌，这也是本文的另一个重要目的。

一、关于慧能的文献

(1)如何应用《坛经》？

《敦煌坛经》于1923年被矢吹的清辉先生发现，并于1928年编入《大正新编大藏经》第四十八卷[5]，成为研究慧能最原始、最可信的依据。

3.唐君毅先生《论中国原始哲学》49页，谷峰智灿《中印禅宗史》139页等。，用“般若”来解读慧能禅，这个，我觉得更符合敦煌《坛经》的经文。

4.大陆学者如洪和楼玉烈可以为代表。详情请参阅附注82。

5.1923年，矢吹·清辉博士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文献中发现了这本书。经校对，于1928年编入《大正新编大藏经》第四十八卷，称为《敦煌坛经》。(见杨编《敦煌新六祖坛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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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材料，这种做法一直是学术界的主流。[6]但不要忘记以胡适为首的反对意见:《敦煌坛经》的作者是神而不是慧能[7]；在这种情况下，《敦煌坛经》将被排除在研究慧能思想的参考资料之外。胡适的说法可信吗？神真的能成为敦煌坛经的作者吗？这种说法有一些根本性的困难，可分为三点:第一，胡适从历史考证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上帝是《坛经》作者的三个“明显证据”[8]，而这三个理由实在太薄弱(其中一个是由于误解)，被钱穆、殷顺等当代学者详细反驳[9]。第二，胡适主要是从“考证”的自信中证实了《敦本》中的坛经思想是上帝的思想，所以才敢宣称上帝会创造坛经[10]。但胡适的“内证”确实有问题。《敦本》中的坛经与上帝的观念不同。尹顺大师指出，《坛经》强调“自变万物”和“立意”，而神特别提到“不立意”，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11]；而钱穆则说“胡适对中国的禅没有内在的认识”[12]，这是对他的“内在证据”的根本质疑；

6.关于慧能研究，中、日、台、港及大陆学者均以《敦煌坛经》为基础资料，铃木大拙、钱穆、殷顺等人可以代表这一主流。

7.沿袭胡适的意见，有日本的清辉，关隘真大(参考杨的《敦煌新版六祖坛经》附录(二))；后来杨也是胡适的支持者，蔡念生的两篇文章《论六祖坛经的真伪》和《慧能与坛经》都被杨批驳。(参见王《六祖坛经哲学与道德思想研究》，载《嘉义师专学报》第6期，民81.11)。主要问题的始作俑者还是胡适，所以这篇文章专门讲胡适。

8.这三个证据如下:(1)魏楚侯的《光福寺大义禅师碑》说神门“传坛”，这是“更可疑的证据”。(2)敦本《坛经》中记载，慧能灭后二十年，“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出来，着眼于佛法的是非，竖立目的”，这是“最明显的证据”。这些话明显是神派做的。(3)《敦本坛经》中有一句赞美“神将小僧，惟善之类，名不动”。胡适认为这是“明显的证据”，因为文章只赞美上帝，不赞美怀让、邢思等人。

9.关于第一点，胡适误解为神会派“最后”成了坛经传派；但正确的意思是哀叹神的系列，“没想到”演变成“坛经”传播佛教，是哀叹神的错误，而不是肯定神会开始这个传承。这是对文本理解的错误，可以在《中国禅宗史》第247页讨论。另外两点只能证明神对《坛经》做了手脚，但不能说是他创造的。详见《顺与坛经》(载于《潮声》52卷2-3期，202-203页)和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系列4，91页。

10.胡适自己也说:“我相信《坛经》的主要部分是神会写的，我的依据完全是考证。《坛经》很多地方和新发现的神语录一模一样，这是最重要的证据。”(见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第4辑，第95页。)

11.王在《六祖坛经哲学道德思想研究》(嘉义师专学报，6，58页，民81.11)中说，殷顺指出慧能的“无念”是重复而不能活的。但实际上，尹顺并没有比较他们之间“无心”的含义，而只是比较了“有意”和“无意”，王文略有失误。(见《中国禅宗史》第270页)

12.钱穆说:“胡适对中国的禅没有内在的了解。他不知道慧能神和他的思想有差异。他只从外部事件谈禅的历史，这是他的痛苦。他不仅讲了禅使这个病，还讲了整个中国思想史，几乎都是禅宗使这个病。(见《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第4辑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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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说法也大致代表了当前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帝会创造坛经的理论在根本上面临着严重的困难。第三，总之，胡适对《坛经》作者的怀疑是有据可依的，可谓相当敏锐和独到。可惜的是，从“怀疑是神”到“它是神”，这样的结论太过鲁莽，导致了“很多人偏激武断”的结果。[13]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这与他“反佛”的基本态度有关。胡适认为佛教是“有害于中国国民生活的，而且是危害极大的”，而“禅宗百分之九十甚至百分之九十五都是胡说八道、伪造、欺诈、矫饰、装腔作势的一塌糊涂”、“天知道自己。【14】在这样的信仰下，神造假敦本《坛经》只是佛教徒的一贯手法。在胡适看来，极有可能，大致足以推动他做出如此草率的结论。

我们可以回归主流传统，把敦本的《坛经》作为慧能研究中最可靠的基础文献。目前《敦本坛经》是任子仪收藏提供的最好的一部，是《敦本坛经》最好的版本，最值得一读。[15]

其次，虽然敦本的《坛经》是最古老最可靠的，但此后流传的不同版本的《坛经》呢？《坛经》的版本很多，杨先生列举的《坛经》版本最为丰富，共计近30种。【16】但根据现代研究成果，这些版本除敦煌本(约12000字)外，只有两个不同版本:慧心本(约14000字)和宋祁本(约20000字)。[17]这两个后面的版本有用吗？我

13.沈楼予烈《胡适禅宗史研究论稿》有言:“在早期的禅宗史研究中，胡适确实有很多偏颇武断之处，如断言《坛经》作者是神，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62页)

14.参与了蒋灿腾的文章《胡适的禅学个案研究》(在当代，101，102，83.9 ~ 83.438+00)。

15.杨《敦煌六祖坛经》一书的附录(二)，包括《坛经的学术价值及坛经书籍与禅宗思想演变的探讨》一文，对发现的始末及其版本的价值与优势有详细论述。伯顿·本的文本包括在这本书里。

16.另一石井寺的《六祖坛经系统图》有14个不同版本，宇井伯寿的《禅宗史研究》有20种，六田圣山的《六祖坛经集成》有11个版本。(见洪《禅宗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第195页)

17.这个观点是洪先生提出来的。参见《中国禅宗思想史》165页。在它之前，郭鹏先生分为敦煌本、慧心本、曹溪本、宗宝本四个系列(见郭鹏《坛经指南》第35页)，但曹溪本、宗宝本其实是七松本系统，其实是三个系列(见弘文第166页)。印顺法师还提出了敦煌本、古本、慧心本、致远本四家学说(见《中国禅宗史》第272页)。古版已不存在，致远版，俗称曹溪版，还是齐宋派。因此，《坛经》的版本仍分为敦煌本、回心本和宋祁本。三个系统下的相似版本大致可以说明如下:

(1)敦煌版(638-713)

(2)慧心本(967) =大成寺本(1116) =盛兴寺本(1153)。

(3)齐松本(1056) =致远本(1290) =德一本(1290) =元佑本(1316) =宗保本(12965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