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他努力掌握太行山区军民战略思想的变化,提高部队对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他开创了“游击队集团”的人民战争形式,提出了“敌退我进”的作战方针,科学阐述了游与攻的辩证关系,确立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适时调整游击战与运动战的轻重”的重要思想。解放战争时期,他解决了集中兵力组建野战兵团、战场准备、后勤保障、攻城作战、战役指挥和战术指导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使部队迅速从分散的抗日游击战转向集中的大规模机动内战,趋利避害,机动歼敌,是刘伯承作战战略的精髓。他认为机动的本质是消灭敌人。只有辩证地处理敌我关系,趋利避害,才能达到机动歼敌的目的。他指出:“在游击战中,‘游’就是机动,‘打’就是歼灭敌人,‘游’就是掩盖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就是发展自己的长处,撇开敌人的长处。”运动战也是“大机动大歼灭战,中机动歼灭战;小机动,小歼灭。”他还指出,大踏步前进和后退是主要的机动形式,要对敌争取机动自由,主张按上级的总体意图行动,利用敌人的机动力量和分散的守备力量之间的矛盾来破敌。以及各种特定条件下的机动作战。他对运动战的系统研究和科学论证,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得到了多方面的运用、丰富和发展。
在用兵策略上,他也主张停止用兵,革新战术。同样是埋伏,或埋伏它的救命恩人,或埋伏它的退路,或引诱它,或逼迫它。都是口袋战术。他们有时用“三隙一隙之围,留一方之开,留一条生路之空”,有时用“无隙之师之围”,“把敌人收紧在狭窄范围内,饿死人”。他们也用包围来帮助,假攻势,真帮助;有真围,有真打,既要攻城,也要争援。他灵活运用和发展了人民军传统的游击战、运动战战术,总结出“麻雀战术”、“黄蜂战术”、“狼战术”、“大迂回大包围”等新战术。如“援敌”、“拔剑”、“拖延战术”、“虎心”、“釜底抽薪”、“攻其一点,吸其所援,啃其一面,逐个击破”、“围三个缺口,留一面开路,留一条生路,暗中设口袋”、“攻敌必存,歼之不尽”等,攻敌必退,退者必除,以及“掐其额,拉其尾,断其腰,杀其前”等“捕蛇术”他的《孙子兵法》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也是对中国古代兵法的批判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