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打趣道:“北大因三只兔子而成名。”

这“三兔”就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是以他们个人的动物命名的。蔡元培生于同治丁卯年(1867)，陈独秀生于光绪茅毅年(1879)，胡适生于光绪辛卯年(1891)。都是兔年出生，相差12年。

“老兔子”蔡元培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史静大学堂。它的老师大多是国子监的学究，学生大多来自贵族官僚或富裕家庭。上学的目的是为了升官发财。一些学生也在课堂上看一页。体育课上，老师要恭敬地喊“师傅右转，大人开始走”；有些学生是“八大胡同”的顾客。中华民国成立后，史静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经过最初的改革，学校的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由于“大师”学校传统的影响，仍然存在许多弊端。

在蔡元培之前，北大这个“烫手山芋”已经在几任校长手里流转过。首任校长是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严复，但他难以处理棘手的日常事务，不到八个月就退休了。蔡元培知难而进，毅然赴任。该报当时报道:“蔡裕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京，暴风雪中来此当状元，大雾时见一星。”

蔡元培改造北大的法宝就是众所周知的“八字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蓄。学校应保持独立的资格，不受政党或教会的影响，实行教授治校和民主管理。蔡元培兼容并蓄吸收各界人才，不分年龄、政见、学术背景，都是为了人才。——时间，北大成为大师云集之地，“新潮”与“国学”交锋，白话文与文言文争鸣，诸子百家争鸣，北大不再平静。老师们的观点往往是尖锐对立的，但恰恰是这些差异形成了一种创造力。在自由的空气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长处。“万物共存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北大展现了她的大气和活力。陈独秀在《蔡裕民先生逝世后的讲话》中称赞说:“习惯了专制，又喜欢又讨厌的东方人，能包容异己，尊重学术自由，实属难得。”

蔡元培的出现使北京大学从一所弊端百出的老式学校变成了一所生机勃勃的新型大学。

“中兔”陈独秀

陈独秀是一个个性很强的桀骜不驯的人。他曾主张:“世界文明有两个摇篮:一个是科研实验室，一个是监狱。我们年轻人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出了监狱就进研究室。这是人生中最高尚的生活。”

陈独秀当年考上北大，是爱才如命的蔡元培一再要求的结果。陈独秀被蔡元培的真诚所感动，决定举家迁往北京，在那里成了北大的大四文科生。当时的陈独秀是“一个有开拓精神、最有影响力、最能打开局面的人”。陈独秀上台后，整顿北大文科，协助蔡元培全面整顿北大，多方招贤纳士。不久，北大文科成立了以陈独秀为首，胡适、沈、张、钱等参加的教育体制改革组织，启动了文科改革，改变了北大文科的面貌。

《新青年》编辑部也搬到了陈位于北京北池子江安胡同9号(今20号)的家。从此，北大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陈独秀不愧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教练，江安胡同9号传来的呐喊震动了全中国。作为“五四运动总司令”(在毛泽东)，陈独秀大大提高了北大的社会声望和历史地位。

《小兔子》胡适

1965438+2007年7月，胡适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在陈独秀的推荐下，27岁的胡适成了北京大学的青年教授。胡适在美国时，在《新青年》上发表过《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他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所以虽然他是大三学生，但他已经在北京大学出了名。

在北大的最初几年，胡适的作品相当丰富，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在文学领域，他推出了第一部新诗集、第一部白话文戏剧《人生大事》、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短篇小说》的白话文译本，并率先将考据学运用于古典小说研究，其中《红楼梦考据》影响最大。在哲学领域，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这些都是开创性的作品。

关于胡适和陈独秀的性格异同，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每次《新青年》出，都要开编辑会议，讨论下一期。当时最引起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如果把军事战略比作仓库，独秀先生的就是在外面竖起一面大旗，上面写着:“所有武器都在里面，小心谁来！”但门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把枪和刀，一目了然，不用提防。石先生的想法是把门关紧，在门上贴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内无凶器，请忽略你的疑惑”...

30年代，蒋梦麟是北大校长，胡适是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利用自己的知名度，邀请孟森、钱穆、俞平伯、梁实秋、闻一多等知名人士到北大任教。内战时期，胡适接替傅斯年出任北大校长，为乱世中的北大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